蔡京这时见皇上入了迷，也上表请求修建明堂，自汉唐三代以来，历朝都建有明堂，凡是宣布政教、朝令、祭祀、选士、诸侯朝拜等邦国大典，都在其中举行。大宋立国虽已近一百六十年，却没有正式的明堂，一直以大庆殿来顶替。仁宗、神宗时曾想兴建明堂，因耗资巨大、怕影响农事而作罢。皇上要恢复三代礼制，行尧舜之道，兴建明堂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经过反复论证，多次调研，赵佶毅然下诏决心修建。皇上本着“古为今用、引用之权在朕”的原则，亲自绘制出明堂图式。此建筑上部圆形，法象上天，下部方形，法象大地；四面开四门，合乎春秋四序；开有八窗，以应八节；内有五室，表示金木水火土五行，有十二厅堂，代表十二个月。总而言之，制度格式完全顺应天道，合乎三代之制。

明堂既然事关王朝的命运，皇上又重视，负责修建的官员自然要高规格：明堂使：鲁国公太师蔡京；工程使：宣和殿学士蔡攸；参详官：显谟阁待制蔡翛、蔡鞗，殿中监宋昪；都监：兴德军留后梁师成。一群人迅速瓜分了这块大蛋糕，一个个吃的满嘴流油，肚满肠肥，将积攒的钱粮都用在了国家的标志性建筑物上了，倒霉的还是天下的百姓，空空如也的国库还要他们去再次填满。

上行下效，政和初，蔡京被召回京师时，皇上授意其子蔡攸，要他带一点土特产。于是蔡京进京时就进献了一批花木。其中有一株橄榄树，十分珍奇。此风一开，上行下效，臣僚们为讨好徽宗争着进献各种珍奇之物。到了此时，此风愈演愈烈，尽显花石的已经不止是江南一地，也不是朱勔一家，这些贡物，动辄就是数十船，渡江越海，甚至一路拆毁桥梁、凿开城墙，才能运至京师。那些珍果海味如传送紧急公文那样都用快马以最快速度运送，以使送到京师后保持颜色与香味不变，比之杨贵妃那点荔枝，不过是小菜一碟啦！

“二爷，那你不会劝劝皇上？”赵信听着王爷说着朝堂上的事情，插嘴道。

“子不言父过，我要说了，恐怕不用皇上，朝中那些大儒就得用口水把我淹死！”赵柽听着赵柽天真的问题，苦笑着摇摇头道。

儒家文化好像是如同为中国定制的，最为适合国情，‘以儒立国’成了古代历朝统治阶级的必然选择。被太祖‘崇文抑武’改造的儒教嬗变为“阉割文化”，儒家文化刚的一面消失，原来的兵家文化不见了，刚柔相济的变成了阴柔见长的雌化物，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

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变成了“口水政治”，每个文人墨客都想通过高谈阔论，引起皇帝的青睐，而并不从实战中表现自己。军政官员，大多治军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军和救国，也必须破坏他人治军和救国，不便宜别人成事。

宋朝政坛的“窝里斗”和“结党营私”，较之唐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赵柽不敢想象自己如果站出来指责皇上误国，将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可能最好的结果便是被世人所抛弃，真正成为一个孤家寡人。

第三十七章 舞台

“二爷，如果你这次当上太子，过些年登基为主，那么不就可以实现你心中的报复了吗？”赵信就是一个忠实的听众，似懂非懂的听着王爷的倾诉，借倒茶的功夫他问道。

“哪里有那么简单，朝中上下官员上万，把他们的想法统一起来，恐怕比再造个大宋还要难！”赵柽抿了口茶水，耸耸肩膀道。

大宋政坛上的这些精英，他们代表了国家中各个份子的利益。科举制度让一批人通过读书走上了仕途，他们中的一部分来自底层，除了想到自己的利益，还能想到自己从前生活在其中，考虑到与其曾共甘苦的同阶层利益。而工商业阶层、市民阶层、资产阶层占有的资源更多，通过科举上位概率更大，机会更多，这些人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自然竭力反对国家对他们活动加强控制管理的举措，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就足够了，既然迎合皇帝和宰相就能够得到重用，那就当然去迎合了，即使出卖亲戚朋友也在所不惜。

中世纪是世界史的最黑暗时代，相对而言，中国北宋却在这个梦魇大时代创造了“最温和的专制政治”。世所共知，宋朝的政治特点是发达的文官政治，政治空气相对宽松，开放。然而政府过分的开放，再加上文官中那些自以为是‘人民利益’代表的‘君子们’占据要位，控制了舆论走向，结果就是政府上下充斥的官员多是各方利益的代理人，尤其是商人市民官僚阶层的利益代理人。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太祖定下的家法，国家政令的推行必须依靠文官政府，依靠他们去治理国家。发展到现在，皇权已经被一定程度上的削弱，皇帝除了依靠他们没有别的选择，立刻文管系统的支持，皇帝在政治上在国家大事上要想有所作为那是寸步难行，即便是皇上和宰相结成联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