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宋，到了二帝这一代，真是腐朽得不成个样子了。那个京城在汴京的大宋，亡了固然可悲，但也有可喜之处，就是给了再造大宋一个好机会！李纲的这一番措置，也是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他真是把秦王看成是汉光武帝那样的中兴人物了，意在重建一个强盛的大宋。

郑太后听完当然是圣心大悦，但是她知道现在还欠火候，便不露声色的以二帝尚在，金军未退，秦王是否即位，那是大事，不能由她独断，待二帝脱险后再议。现在，所有关于强国的建设措施，都要一项一项的来。

“人主最大的事，在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今日艰难之际，四方的好事坏事，每日都有想报上来的。士民愿为国家出主意的也多。可是检鼓院仍未设置，这就不是把通下情看成当务之急了！”太后一番话，更让李纲觉得太后为人公正，不为私利，而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于是他奏道。

郑红梅当然知道这种制度的利弊，好处是可以听取民声，但是也往往会被人利用，作为打击政敌利器，现在朝中虽经整顿，但是尚有当时支持康王的人混迹朝中，秦王势力并不占据优势，用好了就是件清洗异党的利器。便准其奏，传旨在宫门外设置了“登闻鼓”。

李纲立刻依旨安排了官员值班。又设置了两名“看详官”，负责拆读上访信件和建议书，如有可实行的建议，就要呈交皇上批阅。他还规定，在三省的门口设立收发室，可以接受百姓申冤的状词。

于是一批人又被清除，其中有宣抚副使折彦质、陕西制置使钱盖等人，都是金军一来，就吓得逃奔川峡、湖北和江南等后方去了，简直不成体统。还借这个机会对金军入寇时表现不同的地方官及将领，做了甄别清理。金军入侵时，官员中有以死固守的，也有贼未至而先逃的，都分别给予褒贬，以明功罪。于是肃奸清庸之火又烧向了地方……

自己的建议一再得到了太后的支持，李纲是干劲冲天，再接再厉，解决了当务之急，又提出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方法不是委曲求全，过去以忍让换和平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提出，要料理河北、河东，不能因为名义上割让出去了，就不管了。

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蔽，料理出头绪后，中原可保，东南可安。要是弃置这两路不管，而欲自安于东南，就像外有盗寇，不设藩篱而想自安于内堂一样，那可能么？李纲接着分析，河北、河东虽遭金人蹂躏，但实际上只失去了十来个州郡，其余州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城，秦王还在那里领奋战。

各地士民、兵将，拥戴大宋之心甚坚，能守城的守城，能结寨的结寨，皆推豪杰为首领，聚众多者数万人，少者也不下万人，仅知名字者就有十余处。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使者进行招抚，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恐怕他们就要为金人所迫。强壮、狡诈者降金，其次为盗，老弱妇孺渡河投宋，而朝廷将何以待之？金人历来善于招降。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然而救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然会怨恨朝廷，金人就会趁机招抚，皆成为精兵。金人派出将领，驱使他们侵扰中原，中国之兵必将望风奔溃，难以控驭。

于是提出，应尽快设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下力气经营两河。要联络豪杰，收复州县，由朝廷发给他们钱粮、任命书，有功者马上给官做。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复一郡者，根据功劳授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等职，既绝了他们的投降之心，又能借其力御敌，朝廷将因此长久无北顾之忧。

这是一个先内后外、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这里提到的“自治”，意为内政完善。经过廷议，秦王府的人沉默了，但是康王府一系的人却表示反对。

康王府反对是因为这和前些时候大元帅府发出的命令相冲突了。两个政策相似，但是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归附朝廷统一管理；另一个却是由大元帅府收编归其统帅。

如果赵构能顺利登上皇，这个政策无所谓是归政府，还是元帅府都是一样的，反正天下都是皇帝的，可现在帝位仍悬，那就不同了，便有可能出现皇位落空，一方拥兵自重分庭抗礼，从而引发内乱的危险。所以说李纲的政策对国家来说是良药，对元帅府来说却是毒药，因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同样这个政策也伤害到了秦王府的利益，谁都知道，秦王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力挽狂澜于即倒就是因为他手中有一支忠于他的‘私军’，这同样是他的立身之本，将自己的军队交给政府统一管理难度极大。

而事实上秦王军已经自成体系，并拥有自己的地盘，现在辎重钱粮都是自给，没有从大宋朝廷中拿一文钱，反而倒贴了不少，即便是朝廷也可以说是秦王掏钱维持。他们虽未正式宣布立国，但事实上已是一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说是客军前来帮忙的倒比较合适。

可是你不但不给人家一点好处，却要用一纸诏书将人家的军队收编，这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如果秦王府一旦拒绝执行这项诏令，大宋朝廷能奈秦王如何，倒是惹急了人家即便不与朝廷为难，而是撤回自己的地盘，那现在也吃不消，谁都明白若不是秦王在前边顶着，后边大车小车的支援着，朝廷恐怕也只有‘迁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