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也，英雄并非总是武士，文亦英雄。浑源刘翼因为赵诚注定改变了他自身的命运。倘若天下太平，他恐怕和大多数文人一样穷首皓经，赴科举，或中进士为官，或屡试不第。但是命运让他沦为蒙古人的奴隶，又因为看见太多地生死别离，与外面世界的迥况，他丢弃了以前自家书斋里地幻想。

他丢弃虚妄地理想主义，捡起了实用主义，一种需要儒学理论支撑的实用主义。《刘氏十三经集注》就是一个很好地开始，如宋国文人疑古一样，他缺少的只是一种更加切合实际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主张从一开始却是中原地沦丧与战争的杀戮给他带来的震憾，然后遇到了一个思想奇特让人既使不太信服，也无法辩驳的赵诚——因为他有一定的治世经验作为自己地证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正如赵诚自己所说的，他是一个有权力者，既可以让文人的主张成为治国之纲，又可以去证明这种主张是否能达到国家昌盛的最终目地，只要他有机会付诸行动。正如宋国文人所希望的“内圣外王”政治理想一样。

赵诚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有野心，但却缺少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去支撑统治。他不能绝缘于这个时代，这种体系并不会脱离于儒家经典的论述，这是政治现实，只是更加讲究经世济用的。

三月的这个夜晚，在江南临安这座院子里，贺兰国王赵诚与刘翼两人秉烛夜谈。赵诚试图在朱熹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完善，弱化人欲天理之辩，增加诸如“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方法论，对于君子为学强调“学贵履践、经世济用”，并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孔子经典言论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而优则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进行重新解读，还原或者赋予其进步意义。

譬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本身没有问题，但由此衍生出地理解就有问题了。许多人认为，孔子是不看重“利”的，由此推之，君子是不言利的。其实这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依然好利，他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追求“利”，但不能有“不义”之利；他甚至认为，当国家清明时，个人不能得利不能富贵，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如此，赵诚就可以找到提高商人地位，进而大力发展商业获利的理论依据。而商业的发展，却会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而手工业地发展就意味着技术进步有了可能，并带来社会形态地变化。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哲学思想是基础，一种有着进步意义地哲学思想，虽不会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但若是占据主导地位，却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不能成为助力，就会成为阻力。

总之，是按照赵诚的治国思路，从儒学中寻找理论支持，使之成为一种有理有据，思想严密的体系。这也是赵诚在现实与理想之中寻找中间道路的尝试，王敬诚是自己的智囊，何进等武人是自己手中的刀箭，这刘翼就成了赵诚手中的笔。

文治与武功，二者缺一不可。

第五十三章 满江红（一）

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

这是用来形容临安商业的繁华，但在赵诚这个“外国人”看来，这还不足以形容临安的繁华。

临安城内，沿御街分别形成了北、中、南三个商业街区。清河坊、三桥址、官巷口、众安桥、观桥是其中最热闹的地方。赵诚等人都如同一个大辈子没见过世面的老农，繁华的临安城让他们看花了眼。陪伴左右的苟梦玉心中暗笑，自豪感达到了顶点，卖力地介绍着街景。

“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最为著名，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城北鱼行、米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等，而清河坊与清泰街之间有一条巷，称扇子巷，自是以扇子最为有名。其他作坊又有如碾玉作、钻卷作、腰带作、金银打钑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苟梦玉道。

“临安百闻不如一见，市易昌盛，买卖者众。若没有一两旬日，我等恐怕看不尽临安盛景。”刘翼赞叹道，“刘某不虚此行也！”

“刘副使有所不知啊，我临安城内买卖昌盛，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由此可见，临安之繁华自古未有也！”苟梦玉骄傲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