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他省市和中央的媒体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100万美元的奖金，究竟应该还是不应该，要不要这样做，几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

如果是20年以后，这样的讨论简直无聊。人家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用得着媒体代言吗？

但在1991年，情况是不同的。媒体记者一方面号称无冕之王，用仿照普林策奖的方式做新闻，针砭时事，建言立策的念头强烈。另一方面，学习西方肆无忌惮的媒体风格的同时，中国媒体是没有管束的。尤其是面对非官方的问题，宣传部懒得管，文化部管不到，媒体之间的监督也形同于无。

别说讨论别人的钱怎么花的问题了，试图规范中国人行为的媒体记者满大街都是。

只是讨论应该和不应该，已经是李琳努力奋斗的结果了。

苏城只得安心受之，料想评论很快就会消失了。

诸如葛洲坝一类的事情全国轰动，总有一样能让媒体发泄过剩的精力吧。

11月很快来临。

葛洲坝工程的新闻确实铺天盖地，然而，新闻的角落里，总免不了有讨论奖励和奖金的文章，三五不时的，记者们还会联系到深交所股市，去判断苏城目前的资金数额。

深交所的股票已经涨到了18元左右，迫近历史高点。苏城购买的3亿元股份，等于凭空上涨了15亿。这部分资金是要公开的，也让刚刚接触到资本市场的人咋舌不已。

再加上海沧基地和台塑的关系，大华的热点持续了半个多月，苏城也不知道该哭该笑了。

会议期间，李琳也是万分无奈，说：“现在人对钱太敏感了。听说一天的完工奖就有100万美元，眼都红了，有熟悉的编辑告诉我，他们最近投稿的数量都增加了一倍，增加的全是说大华的奖励制度的，要是一篇都不发，也说不过去，所以偶尔要发表一篇……”

“这家发一篇，那家发一篇，数量就多了。”杨明接着说了一句，他每天负责整理媒体资料的，现在也痛苦非常。

“媒体评论是媒体评论，现在就怕官方介入。我们和几家公司都是签约了的。新兴集团且不说，巴斯夫公司可不好伺候。上头要是让我们修改完工奖，巴斯夫公司第一个不乐意。”钟志根补充了一句。

“实在不行，就和巴斯夫公司谈一下，换个名字吧，不要叫完工奖了，叫提前节省什么的，用百分比付款。”有人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