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以前的中央部门，和财大气粗一点关系都没有。依靠着人员少经手资金多的优势，中央部委的人员薪水奖金倒是不少，但要说建官衙，那是相当难的。倒是地方财政富裕一些，某些小地方的镇长县长，能享受百十平米的办公室。但要和大华实业的办公区一比，也就是地主老财的享受罢了。

然而，大华仿若中央公园似的园林工作区，让南来北往的客商想不看到都不行。回去模仿的也不在少数，倒是让园林花卉的价格小涨了几个百分点。

只不过，植树造林和建筑风格能模仿，配合着黄浦江的繁华江景优势，大华的工作区在国内肯定是头一份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大华在人力资源上的优势扩大一倍都不止。

现在的大华实业，不光招募大学毕业生，也会挖角国企和私企的成熟骨干。除此以外，返聘退休的政府官员到大华实业的战略事业部工作，是苏城既定的目标之一。

尽管中国官员中的废柴居多，但大浪淘沙之下，几千万的党员中，总能挑出些“将军”，学界和企业界也有人自愿加入大华实业。1992年正是中国第二批下海潮，上百万人抛去公职去追求梦想和财富，其中的佼佼者，也总是会被大华实业所吸收。尤其是有商界经验，外交经验以及政界经验的资深人士，更是大华战略事业部重点关注的对象，用以补充大华实业自身的年轻。

对于“中韩建交”这个命题，许多“新人”的经验就发挥了作用。中方的态度、韩方的态度、朝鲜的态度和应对、台湾的态度和应对、美国的态度、日本和东盟等地缘国家的态度都要做出判断。然后才能做出能否建交成功的判断，再对时间和条件做出分析。

任何的大型托拉斯企业都是非常需要这种大裁量的背景分析的，商业决策要建立在政治、外交和经济决策之上，同样是在委内瑞拉投资，有的公司判断认为查韦斯会搞国有化，利索的退出来就能减少数以十亿计的损失，判断错了的正好相反。

一进一出，无声无息的损失比一群非洲国家的国库存银还多。

戴维洛克菲勒发起的三边委员会，美孚、花旗和ib等企业重点参与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搞钱权交易的那一套之前，同样需要收罗一群符合精英身份的智囊角色——克林顿、切尼、老布什、赖斯、基辛格、鲍威尔之流的人物，在成为超强的政治人物之前，其实在以幕僚和食客的身份证明自己。

从这方面理解，美国政治生态就像是中国的春秋战国。

此时的大华实业战略事业部，虽然收罗了一些“门客”，但在最终的决策方面，并不依赖他们。只是要求事业部内的成员都要阅读“门客”们撰写的文件。

苏城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也是阅读这些水平参差不齐的背景文件。

有的文件，他阅读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文件看看标题就丢过。出于判断局势的需要，苏城不允许杨明等秘书室成员筛选战略事业部的文件，这样一来，他自己的工作量就加了上来。

读了半天的文件，苏城才宣布召开第二次会议。

上一次的会议，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参与到中韩经贸合作中去。至于参与到什么程度，选择什么方向，就成了第二次会议的议题。

杨明将会议室安排在了董事楼的楼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