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城想了一会儿，才迟疑的道：“就短期效益来说，政府补贴、政府采购和‘以旧换新’一类的扶持政策，能带来最直接显著的效果，但政府的成本也将显著提高。长远来说，融资状况、人才培养和管理模式是决定国内船企的根本性问题，虽然我们经常说要做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但目前的状况，扩张产能和低价接单，还是中国企业存活的唯一渠道……而且，扩张的产能，也可以解决国内的就业矛盾。”

丁志鹏本是大致一问，未料到苏城竟给出了近乎精准的答案，不禁眼前一亮。

尤其是最后一段的产能扩张，和国内专家教授的观点相悖，却更现实而有意义。

这也是苏城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待90年代的问题，而做出的结论。90年代的中国人，自卑而自豪。他们刚刚买入世界经济浪潮中，刚刚开始赚到钱，但又看着国外的企业莫名眼红。

国外的企业，做的活少，赚的钱多，接的单少，得到的利润多。

因此，国人常说产业升级，结构调整……

然而，以苏城的眼光来看，90年代的中国，哪有什么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空间。

最起码的一点，这个国家有8亿的农民，再没有什么产业结构，是比中国农业的附加值更低的了。

不想办法将8亿农民中的大部分变成产业工人，这个国家的产业调整就是无根的浮萍。

甚至，90年代初期考虑农民问题，都属于好高骛远。

自93年开始的下岗浪潮，将带来5000万人的再就业问题，比德国的适龄工作人口还要多。换言之，就算1993年的中国人开始发愤图强，把德国的所有工作机会都承揽过来，也不过解决了下岗再就业问题而已。

产业调整什么的，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还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出来。

用不着苏城说的太细，丁志鹏顺着他的思路，自然而言的想了下去，最后又回过头来，问道：“看来，大华是做好产能扩张的准备了？你觉得，船舶行业能解决多少就业人口？”

“直接就业，只能说保障目前的中国船企不陷入下岗的漩涡，间接就业的话，相关配套产业……几十万人的规模想来可以吧。”苏城保守的做出估计。

丁志鹏连连点头。

虽然从表面上看，外国的民选领导人，似乎很重视就业问题，而中国领导人似乎总是在说财政收入，但就本质上来说，两者是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