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昌是商人出身，徽商们因为自己老家土地贫瘠，所以对种地不是有特别大的兴趣。即便如此，真正见识到了土地国有制下的土地政策之后仍然是浑身不自在。李玉昌知道韦泽不禁止大家发言，所以思忖了一阵之后他还是发问了，“都督，授田令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授田令与你说要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有何关系？”

韦泽答道：“耕者有其田，这本来就是百姓们的愿望。凡是接受授田令的人，其实就有了纳粮与服兵役的义务。家里一人参军，赋税减三成，两人参军，赋税减六成，三人从军，赋税全免。愿意老老实实种地的，都是良家子。他们参军就是响应与服从了国家的政策。不管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家人，其实都知道，只有先存在了国家，才有他们今天的日子。你说呢？”

李玉昌一听，的确是这个道理。可李玉昌还是有些不安，“都督，若是每家人都有人参军，岂不是我等税收要减少很多么？”

这种商人斤斤计较的态度把韦泽逗乐了，“哈哈，我们只担心百姓不追随我们，怎么可能担心百姓都来追随我们呢？若是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军，我们立刻手握几十万军队，有这力量，哪里用担心有什么是完不成的？不用担心，若是现代民族国家连这个问题都处理不了，那他定然是无法存在的。”

韦泽不想说太多，其实李玉昌的这种心态即便是在新中国不是没有相同意见者的。但是新中国在21世纪证明了一件事，工业社会工业水平越高，需要的劳动力反而会只多不少。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无法重复中国崛起的道理，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国家政权很无能，既不能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更无力培育出大量受过真正教育的劳动者，更没有办法让这些劳动者为本国工业资本服务。

这个问题太过于复杂，完全超出了李玉昌的理解能力，为了不自找麻烦，韦泽只能对此闭口不谈了。“如果大家没有别的意见，现在就开始执行授田令！”

第80章 规模的艰难（十六）

“凭什么《授田令》里面对私有的土地要收四成税？”

这几乎是广东所有地主们共同的怒吼。授田令并非是韦泽的创举，从春秋战国时代，很多新王朝都有过类似的举动。在唐初，有着同样的授田制度。而且地主们的说法也并非正确，授田令当中规定根据土地占有数量不同，税收比例也不同。更重要的是，满清搞的是税银制度，光复都督府则恢复了针对农村的实物税制度。

地主都不是傻瓜，光复都督府也是个非常注重政策宣传的组织，授田令把政策说明的很清楚。地主们发现，只要加入了光复都督府的授田体制之后，普通农民的税收就被固定为三成。光复军控制了大片的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数还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些分散的土地在珠江三角洲上也呈现出小块区域上的优势。各种消息都在证明，光复军正在利用军事力量，以及这种局部区域的土地比例优势，逼迫这些优势地区的其他百姓把土地转让给光复军，再加入授田制度，从而使这些犬牙交错的地区能够实现统一管理。

最能认识到土地连片的大地主们到底拥有何等优势和力量的，自然是这帮地主。这意味着能够把外部力量有效的排除在外，意味着能以地方为核心征召军队。而这些政策在授田令中同样明明白白的写的清楚。国民有义务服兵役。

所以，光复都督府也敢毫不客气的向中小地主征收四成税收，对于大地主们则征收四成五，甚至是五成的税收。这不仅仅是因为光复都督府的手深深伸到了社会基层，更重要的是，光复都督府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基层。

江门是广东一个比较普通的地区，在广东各地都有的说法，江门也不会少。在一众地主、民团头子参与的聚会里面，几乎所有人都在猛烈抨击这个制度。

在江门排第四的民团头子尹晓峰却微微低着头，神色显得颇为黯淡，这在群情激奋的这些广东的社会中坚份子中很是醒目。

“晓风！光复军抓走了你弟弟，把你弟弟给活活累死，我们可不能和光复军善罢甘休！”江门相当著名的商团头子兼大烟商人岳寿松态度激昂的对尹晓峰说道。

尹晓峰只是苦笑一下，却没有丝毫被煽动的迹象。虽然脸上看着平淡，可尹晓峰心中却是大骂岳寿松。若是不是岳寿松这等人开设大烟馆，尹晓峰的弟弟尹晓岭怎么可能抽起了大烟？自己弟弟死了，尹晓峰自然是觉得伤心，可他也忍不住有些安心，因为家里面再也没有人会偷了家里的钱，甚至是偷了家里值钱东西出去变卖，然后一头扎进大烟馆里面把钱花的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