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那个时代，一些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穷尽毕生之经历，只不过是为了无限接近文学的真理，而我不是，我竭尽所能地努力，似乎只是为了离真理更远，或者说在我的小说中，我已经把真理扭曲得近乎青面獠牙，所以有人说我荒诞，更把我称作是‘中国的卡夫卡’，其实我和卡夫卡是截然不同的，卡夫卡的荒诞是为了接近那预设中的真理，而为了‘深知’和‘穷尽’；而我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摧毁自己最初预设的真理，是在深陷中远离。”

张晓波在说起这个话题时候有些自嘲的意味，不被主流所认可，也正是他选择转行做出版的原因之一。

“这是我参与编撰的一本书，在大陆那边出版遇到了一些阻力，所以我想先在香港这边发行试试看。”张晓波说着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书稿，双手递给林宥伦面前。

在来香港之前，张晓波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合作目标应该要符合那些条件——在香港要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时对大陆也不带太多偏见，这些条件就只有林宥伦名下的《明报》集团完全符合。

一开始接触张晓波这份书稿的只是《明报》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因为被其中的很多惊世之语所吸引，书稿很快被送到了董千里手上。

董千里对这份书稿里提到的一些激进的观点并不是很认同，但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把张晓波和书稿一起带来，让林宥伦来做决定。

“这是一份诗歌集？”

林宥伦并不知道这些，从张晓波的身份下意识地就想到这种可能，但张晓波却摇了摇头。

“不是诗歌集，而是一本评论政治的杂文集。”

诗歌和政治在林宥伦看来根本就是两个向度的东西，张晓波如果说这是一本通俗小说，甚至养生保健食谱这一类的工具书林宥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惊讶。

张晓波一个诗人出身的人，却偏偏写了一部评论政治的著述，这多少给林宥伦一种不太靠谱的感觉。

当然人是董千里推荐过来的，林宥伦当然不会就这样轻易的下结论，所以他翻开了那份书稿，引入眼帘的标题却让他愣住了。

《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

这标题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仿佛在哪里见过一样。

林宥伦并不知道，他这么一皱眉，却给张晓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张晓波很清楚他这本书里写的是什么，也清楚对于林宥伦如果出版这本书可能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心里对这趟香港之行能不能实现既定目标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把握的。

就在张晓波惊疑不定的时候，林宥伦却已经想起了这本书的出处，因为在他印象中，《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只是这本书的一个副标题，这本书还应该有一个更出名的主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