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抑的办法，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中可以找到很多。他肯定不是徐平这一套的意识形态，但对待剥削的态度上，却有共通之处。
赵祯沉吟一会，道：“宰相所言地租和借贷取息害农之理甚明，只是谷价涨跌、耕牛犁铧价格不常，为何也是借贷取息之害一种呢？”
徐平捧笏：“臣试言之。以谷价来论，若遇丰年，家家有余粮，皆遇卖余粮而换些心仪之物。此时价必跌，而势力人家有这心仪之物，多收粮谷。若是平年，一家有难，有借贷渡过难关，势力人家若取高息，转到其他一样的贫苦人家，一家一家都凑一点，难关也就过去了。而到灾年，天下乏粮，唯有势力人家有余粮，必取高价。若去贷谷，平年秋后只加两成三成息，在灾年则动辄翻倍，甚或更多。天下通行用钱，不必再去势力人家借贷渡荒，改到市面籴买，谷价腾贵。此时谷价之贵，便是灾民贷息变高之另一种，从借与贷翻到了市面上来而已。翻到了市面上，把小民之间互帮互助，和衷共济共渡难关的路也压窄了，就连稍富之百姓，在此时亦如势力人家，用此市价而收租息。此时的谷价，已经不是通有无的商人之价了。其余类之。”
简单地说，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不再是商业行为，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对这种行为的限制，中国自古有之，即常平，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
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或者说投机倒把，为历朝所打击。事物都有两面性，商业通有无，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超出商业行为，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而不在商业行为中。法家所谓的抑商，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而反对抑商的人，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各置一端，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当朝理政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哪些应该是限制的。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都有劝和抑的一面。
第14章 治术（五）
从工业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有一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学。很快研究者就发现，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每一个枝节，每一个点，都是政治的延伸，故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再是千变万化，实际上还是政治，讲的是怎么生产，怎么进行剥削。有讲如何促进生产的一面，这是经济学的积极意义，包含在其中怎么剥削，则是政权需要真正去关心的。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生产固然重要，抑制剥削烈度对于政权更是生死攸关。
经济学的每一个环节，执政者都应该扒出来看清楚，哪里是在讲生产，而哪里是在讲剥削，又有哪些与这两者无关。抑制剥削烈度不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再分配是在剥削发生之后的事情，混淆两者，是在掩饰剥削。掩盖是没有用的，穷人就是越来越艰难，终究会生大乱。要调和社会矛盾，更好地前行发展，剥削烈度是必须被控制的。经济学在讲生产的时候有一的定独立性，讲分配则全是政治，故缓和剥削烈度，只能并且必须使用政治手段。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经济，经济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让政治远离经济，是剥削阶级对政权驯服的表现，离得越远，政权的独立人格越弱。
剥削为什么一定要控制？因为剥削之开始，是在夺取剩余之物上，与生存和生产无关的那些产物。而随着剥削，社会财富向剥削者集中，势力越来越强，烈度越来越高，最终会延伸到生存和生产物资。由此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底层难以生存，整个社会难以为系。
不要以为剥削者不劳而获聚集财富之后会用手中的钱去发展生产，那种是异数，而不是常态。如以农业为根基的王朝晚期，不能缓和阶级矛盾，出现的不是大地主积极用聚集的财富去发展生产，而是借着各种天灾人祸变本加励地去放高利贷。高利贷不满足，再向着直接夺走被剥削者一切，包括你的身体、生命、家庭甚至子孙后代、道德荣辱的奴隶制转化。资产阶级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一样会向着高利贷、奴隶制退回去。
财富的聚集不能自发地去发展生产，需要引导，这就是政权的责任了。变法，从根本上就是缓和矛盾，同时发展生产，破除面临到的这一个瓶颈。
徐平所说不是离经叛道，实际上一两千年来，面临社会矛盾激烈时，政权为了自救所采取的手段都是抑兼并、均贫富。历史书上说这是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只能够采取妥协的办法来苟延残喘，但徐平两世为人，实在没有见过彻底解决成功的例子。他只见过这样成功和失败的例子，而没有见过不这样做成功的例子。
与以前不同的是，徐平摆明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剩余之物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生产与剥削一起相互作用出现了矛盾。剥削换一种说法，说不劳而获，这个年代的人就清楚了。当然，剥削者会说，我操纵价格，放高利贷收租收息，有时还要图谋别人家里的女儿小娘子，一样是劳心劳力。必须讲清楚，劳动指的是生产劳动，不是费了脑出了力都是劳动。球员参加比赛为观众提供了娱乐是劳动，你自己去打球玩，锻炼身体，就不是劳动。劳动不是看你出了多少力，费了多少心思，而是看你直接或者间接生产了什么。
对于均贫富、抑兼并赵祯并不陌生，但把这些深入到意识形态，从感性变成理性，一时还不能够融会贯通。只能让吴育一一先记录下来，只怕接下来的日子，会有一场涉及到众多官员的大争论。争论是好事，思想统一了，才好做大事。
吴育记录完毕，徐平捧笏：“臣之三策，第一策是抑，第二策是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