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中后期，武将勋贵固然失去了权力，皇权也不断降低。

没有制衡的文官集团和士绅地主结合，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皇帝渐渐被架空，直接掌握的权力所剩无几，甚至连最重要的兵权都在内阁手中。为了对抗文官集团，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只好倚重宦官集团和锦衣卫这样的天子亲兵，这才有了刘瑾、魏忠贤等大太监的风光一时，太监和锦衣卫也因此在史书中被骂的狗血喷头。

总的来说，在明朝中后期，皇帝虽然有宦官集团帮忙，大多时候还是斗不过文官，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都被文官欺负的很惨。

按照朱元璋设计的政治体系，皇权本来可以保证足够的权威，皇帝之所以斗不过文官，里面的原因很复杂。

从表面上来说，文官之所以如此强势，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教育，十几年如一日被灌输各种理学思想，对文官集团不敢下狠手，害怕染上道德污点。比如万历皇帝被文官欺负了，长年赌气不上朝，却没有其他的行动，反而让文官的权利越来越大。

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说，皇权降低是因为政治架构出现了问题。王公勋贵被圈养了，武将处处仰人鼻息，只剩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皇帝名义上掌握着最高权力，但是各种施政方针和决策都要通过文官集团执行，宦官集团因为自身素质有限，不足以承担重任，皇帝身边可以信任的人越来越少，干什么事情都要通过文官，被一定程度的架空了。

到了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上来就把魏忠贤漆里哐啷干掉了，一时间“众正盈朝”，东林党把持朝局。具体到每个人，东林党未必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但在没有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国家的方针政策连续出现重大失误，再加上各种天灾人祸，大明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形势急剧恶化。

崇祯帝后来也发现情况不对，开始重用曹化淳等太监，但是为时已晚，“万历三大征”的辉煌还在人们的记忆中，大明王朝转眼间就土崩瓦解。崇祯临死前痛呼“诸臣误我”，充满了的懊悔和无奈，把文官集团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全部、彻底的否定。

到了南明时期，武将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整个的政治架构没有变，仍然是文官当政的老一套，如此一来，皇权反而进一步降低……弘光帝为了对抗文官集团，通过权臣马士英和武将联合，和东林党正好打了个平手，略微还占一点上风，隆武帝上台后，在东林党和郑芝龙的双重挤压下，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隆武帝登基之后，一直试图改变这种情况，在福建时期就开始扶植南党，对抗东林党和郑芝龙的双重封锁，再加上他血统不正，急于笼络人心，所以大发乌纱帽。在福建时期，隆武朝的内阁成员之多，开创了大明朝从未有过的先例，最多的时候一度高达二十余人。

逃出福建后，军阀中再没有像郑芝龙这样的庞然大物，武将的威胁迅速降低，文官集团变成了皇权的最大敌人。为了对抗文官集团，隆武帝和汪克凡联合，一个逃亡皇帝加上一个羽翼未丰的小军阀，用了三年时间不断蚕食，从文官手里夺回了不少权力。

矛盾在日积月累，不同的施政方针，早晚会发生激烈的碰撞，隆武新政就像导火索，点燃了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战斗。

因为隆武新政触犯了士绅地主的广泛利益，文官们联合起来了，王公勋贵联合起来了，两广的地方军阀也联合起来了，大家拧成一股绳，把隆武新政一夜之间打回原形。

如果是万历皇帝，也许就此赌气不上朝了，如果是嘉靖皇帝，也许只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亲生老爸叫叔父……隆武帝却和这些在深宫里长大的皇帝不同，少了一份未经风雨的拘束和懦弱，多了一份中兴大明的决心和魄力，一定要反击回去，继续推行隆武新政。

（多说一句，嘉靖皇帝虽然一度屈服，最后还是赢了，下诏尊兴献王为皇考，还是把亲生老爸叫爹，到了嘉靖十七年，又追封兴献王为“睿宗”庙号，和明朝的列代皇帝同等待遇。）

汪克凡回到桂林，隆武帝多了一个强有力的臂助，当然要趁势反击，税制改革只是第一步，在权力斗争中，人事变动才是最直接的反映。汪克凡和文官集团开战后，隆武帝终于站了出来，加封汪克凡的母亲妻子，旗帜鲜明的对他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