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属于顶级的史学家，他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万历十五年》处处都在影射民国。这对普通读者来说极为困难，但对陈寅恪而言却极为轻松。

陈寅恪是什么人？

后世的历史网络小说，写三国必然提到“阉宦集团”和“士大夫集团”，写隋唐的必然提到“关陇集团”，这些概念都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提出的。他非常善于分析总结历史政体派系，也对历朝的文化和经济非常敏感，而《万历十五年》就把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给写活了。

当陈寅恪第五次通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不仅着眼于民国，更把目光放到从唐宋到明清的历代中国。

在这本书的结尾，作者的写作意图暴露无遗，他在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则在影射此时的民国，且此时的民国比“万历十五年”更加不堪。

“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句话联系前文对明朝社会的分析，再联系民国的社会状况，无疑是在说：“中华民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陈寅恪心绪难平，看完这本书后，他已经不去想抗战是否能胜利了，而是苦苦思索中国社会的未来出路。

摆下纸笔，端坐良久，陈寅恪开始写评论：《读周先生之万历十五年有感》。

第1032章【新书反响】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彻底暴露了中央集权过度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尚有许多实际问题没能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迟缓和有限。强行提高效率，超过了一定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安，整个官僚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或分裂、或纠集，实际问题又会演变成道德问题。”

“再观今日之征实征购政策，中央强行要求提高效率，而下层行政单位问题极多，难以实现政令的有效执行。这造成整个中国的行政系统难以适应，中层和基层官僚压力过高，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欺上瞒下。譬如河南之征购，官员为了完成任务，选择对中央隐瞒灾荒事实，而不顾民情大肆征敛。这就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政府威信大失，百姓苦不堪言。继而延伸为道德问题，政府高举抗战大义，要人民倾其所有奉献国家，不支持征购则不爱国。百姓认为政府横征暴敛，没有为人民考虑，领袖和官员的私德也遭到怀疑。”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明朝税重民穷’。似乎是因为当时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摊派的赋税过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其实这跟事实有所出入。同时期，英国税收与明朝相当，而人口却只有明朝的三十分之一，英国怎么就能继续发展壮大呢？原因不在赋税过重，而在于政府和法律的低能。即便国家税率低，受惠的也并非农民，只能鼓励地主加重盘剥和官僚额外剥削。”

“道德并非万能的，政府不能依靠单纯的抗战大义，而要求百姓舍家报国。更要健全法律制度，完善行政体系，遏制贪污腐败，鼓励扶持先进经济，减少对传统农业的压榨……”

这些都是陈寅恪写的评论文章，写完之后他就烧了，并没有拿出去发表。

陈寅恪从来不谈论政治，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政治。学史学到他那个地步，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但也仅此而已，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坐而论道谁都会，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