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还，需要自己有。

自己有，需要自己生产再减去自己吃喝和赋税义务。

剩下的，才算是富余，才能够偿还那些借贷。

而除了自己的吃喝可以不变之外，生产、赋税和义务，都是可以改变的。

原本商丘的民众没有议政的资本，如今他们被组织起来，墨家又有骇人的武力在背后撑腰，自然便有了议政和争取利益的资格。

适说的，无非也就是之前已经宣扬过的几件事。

赋税征收，需要得到询政院的许可，才能征收。这包括贵族封地的贡赋和私田的税收，必须要让民众争取到一个固定的税额，不能今天加个丘甲赋、明天加个宿麦税之类。

生产的话，就必须改革掉商丘城的公田制度，彻底毁掉公田，成立三五户一组的互助小组，最大限度地利用牛马完成牛耕变革。

为了吸收大量贵族的资金投入到沛县的手工业当中，还得借用民众的期待希冀，来制定最高的利息，保证投入到手工业和庄园农业获得的利润比放贷要高。

而想要保证这些实施，或者说这些不被宋公和贵族随意推翻更改，又必须争取到议政权、集会组织乡社乡校之类的权利。

这种权利就如同监督天下的鬼神天帝一般，日后宋公和贵族要是违背，要有组织和力量打爆他们的狗头。

正如当年子产不毁乡校，而子产一死郑国的“街头政治咖啡馆”乡校纷纷被损毁强制关闭一样，适信不过贵族更信不过国君，所以必须要让商丘的民众保持足够的军事优势。

种种需求和权利，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前者又为民众提供足够的余钱和力量加强后者。

这些道理并不复杂，适讲了片刻就已经讲清楚，归根结底这是关系到整个商丘民众的大事，与每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每个人也都听的津津有味。

至于沛县的要求，适根本就没提，或者说现在不是提的时候。

他现在只是要让商丘的民众记得沛县为他们付出了，他们欠着沛县民众的一份情，等到合适的时候，自然会引动众人做出正确的、或者说他想要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