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帝即为自然，存在即为合理，而人的存在证明了人的“生存”、“繁衍”、“富足”、“财产”这些，都是天的意志。

因为上古不同义，所以每个人为了生存会导致“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蠹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的自然混乱状态。

而这种状态，却又有悖于人的“生存”、“繁衍”、“安全”等天帝赋予人的权利。

最终，人们选择了多数人都能得利的“义”，以此制定了法度和律令，选出了天子，又选出了从人民中选出了代表作为“三公”、“大夫”、“乡长”、“里正”等。

又“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形成一种“民主而集中”的制度。

因为“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这是民主。

而“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又是集中。

如何操作，在适出现之后给出了一条后世的办法，解决了操作性的问题，也划清了“众议”和“上议”之间的一些界限。

这就导致了在墨家内部，巨子必须要掌握意识形态“天志”的解释权，才能够作为巨子之位。

在墨家之外，墨家的巨子又必须能够批判其余的学说，使别家对天地规矩的解释毫无意义。

这是适来到墨家之后，依据墨子的学说改组墨家的基础。

但即便适没有出现，墨子做《尚同》篇，也是埋了一个大坑。

墨家世界观中的历史，是从上古的选举制，过渡到现如今的世袭制的。世袭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不知道什么鬼变成了如今这个不合理的样子”。

墨子没有接着《尚同》去论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虚构一下从选举制到世袭制的演化过程。

但《尚同》篇却从根基上瓦解了世袭的基础，即贵并不恒贵，上古时代大家都是平等的，天子和义都是选出来的。

天子的第一特性不是血统，而是“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