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们不齐心，也未必就一定敢于殉道，只要还没有彻底翻脸，他们也不敢动手杀墨家的人。

泗上内部的事情讨论完毕后，便又提及了这一次宋国的善后事，也就是百家学派进驻宋国，分政分权自治的事。

……

自从四五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农家的人便在泗上常驻，一部分农家子弟加入了墨家，另一部分则继承和发展了农家的道义。

这一次宋国的混乱中，农家的人也算是弄潮之人。

发展后的农家道义和墨家的道义逐渐开始出现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是从一开始就有、且无法弥合的。

以泗上的村社为例，合作社制度的普及，使得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但是墨家认为，泗上不足以作为整个天下的例子，因为泗上的军力足够并且掌握政权，所以可以如此。

天下别处的农夫大部分被困在土地上，他们对于大义天志的了解，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直接越过这道坎。

换而言之，泗上认为宋国的土地兼并、民众失地逃亡做工、流佣和雇工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有利于天下的事，并且是支持的。

但是在泗上，为了保证兵员，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村社的形态：即土地集中使用是正确的，但土地集中于谁的手中是个问题。

农家最开始期待的模式，是贤者与民并耕、市贾无二价，以劳动量作为一种等价物，进行无利润的交换，譬如我种粮食所消耗的劳动换取同样劳动纺织的布匹，这样谁也不吃亏，做到真正的公平。

这也是因为双方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产生的分歧。

墨家自从适执掌以来，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城市小市民、工商业者的利益，兵员的主力是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并且对于将来的构想是对外扩张、通过兼并土地和市场开拓，渡过艰难的“棉吃人”、“蚕吃人”的阶段。

农家最一开始代表的，却是无地农民的利益，这些农民承受着三重剥削，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承受着贵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剥削、承受着商人操控物价的剥削、承受着泗上手工业品倾销的剥削。

他们反对商人，嫉恨商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商人通过和贵族勾结，就像是盐一样赚取高额的利润，农夫本就需要承担军役和劳役，再加上这种支出，随时处在破产逃亡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