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一人的脸色有点冷。

那就是平贼将军，加太子少保的左良玉。

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最初为辽东车右营都司，与建虏作战中屡立战功。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左良玉因为御下不严被袁崇焕罢职，崇祯二年己巳之变中被起复，跟随游击曹文诏支援玉田、丰润，和建虏在洪桥、大堑山、遵化等地大战，因功与曹文诏获得增秩的赏赐。崇祯四年，又与建虏战于松山，崇祯五年，左良玉受命平定河南流贼，由此开始了内地平乱生涯，也正式成为了一方领兵大将。

明史左良玉传中说他“长身赪面，骁勇，善左右射。目不知书，多智谋，抚士卒得其欢心，以故战辄有功。”

左良玉虽是一个文盲，但骁勇善战多智谋，又会抚恤士兵，所以战必有功。

最初平乱时，左良玉屡战屡胜，犹是一腔忠君报国之心，但到了崇祯八年，曹文诏战死之后，左良玉成了朝廷在河南战场唯一的倚仗，面对其他将官的碌碌无为、监军太监的掣肘、文官的胡乱指挥，左良玉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隐隐已经有了居功自傲、不听调派、养寇自重的苗头了。史载“良玉在怀庆时，与督抚议不合，缓追养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抚檄调，不时应命，稍稍露跋扈端矣。”

不过因为朝廷此时尚有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几个强力督抚，加上关宁军的陆续内调。左良玉并不敢太过分，只是私下里有些小动作。崇祯十年，崇祯帝看出左良玉骄纵难制，于是想将其调离中原。不想圣旨刚下，流贼就连续攻破十几个州县，左良玉坚不肯救，用“调离”做推辞。直到中原士大夫向朝廷上奏疏，请求留下左良玉，左良玉这才发兵救援。

虽然知道是左良玉在后面搞鬼，但为了中原局势，崇祯帝也只能忍了。

也就是从那一次起，左良玉跋扈的苗头开始明显，朝廷拨付的军饷只是按照他的九千额兵，为养兵，他纵兵抢劫百姓，为祸一方，名曰‘打粮’，弹劾他的奏章雪片般的飞向京师，但朝廷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严厉处罚，往往都是一句“责令其戴罪立功”就放过去了。

崇祯十年到崇祯十一年，在洪承畴孙传庭等人的努力下，官军连续取得大胜，这中间，左良玉奋勇作战，抢到了不少功劳。

崇祯十三年，杨嗣昌荐左良玉有“大将之才，兵亦可用”，拜为平贼将军。左良玉倒也争气，就任之后，统领各部于玛瑙山大破流贼，但此后杨嗣昌令他堵截流贼，他却又袖手旁观，杨嗣昌连传九檄，左良玉仍置之不理。最终导致襄阳失守。

如果是正常情况，左良玉拒不听令，朝廷已经可以斩了，但左部势大，朝廷对左良玉的处置，仍然只是“削职戴罪立功自赎”。

现在是崇祯十五年，朝廷给左良玉的兵额扩大到了两万五千人，但左良玉的实际兵马却将近十万，拥兵一方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而对于这个朝廷，左良玉心中的敬畏已经流失了大半，不管是在中原剿匪，还是面对杨嗣昌的命令，左良玉最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剿匪，而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在实力允许，且有胜机的情况下，左良玉会拼力死战。去年在信阳杀败张献忠就是如此，信阳之战中，左良玉杀的张献忠只剩下十几骑，几乎不得免，若非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张献忠说不定就被灭了。

左良玉有勇有谋，算得上一员优秀的统帅，但私心太重，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能打的仗他会打，不能打的仗，他转身就走，才不会管国家糜烂的大局、督抚文臣和监军太监的意思呢。历史上朱仙镇之战就是如此，见没有胜机，左良玉带兵连夜撤退，丝毫不顾丁启睿和杨文岳的反对，也不怕两人的弹劾，反正朝廷的责罚就是“戴罪立功”，他早已经习惯了。没想到的是，李自成跟皇太极学了一些伎俩，在他撤退的道路上挖掘了壕沟，以至于撤兵变成了溃败。

现在的左良玉当然不会知道历史的结局。

不过和历史上一样，对于此次救援开征，他信心并不是太足。

说来也是怪了，左良玉对张献忠十战九胜，但面对李自成，却鲜少有胜绩。尤其李自成现在拥有将近五十万的大军，左良玉惧战的心思就更是浓重了。只不过朝廷严令，他不敢违抗，只能整理行装，带兵救援开封。不过从一开始他就抱定了“能打则打，不能打就退”的心思。

直到京师传来消息，说太子“代天出征”，并且携带了七十万两银子的欠饷之后，他信心才被鼓动了起来。兵无饷则无力，如果饷银充足，士气高昂，击败五十万流贼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了太子亲征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要节制各镇总兵，他左良玉怕会是太子严厉督导的第一人。这么多年的剿匪生涯，从卢象升，杨嗣昌，熊文灿，陈奇瑜到洪承畴孙传庭，左良玉经历的督抚都是大明朝最有能力，也是最有权势的一批文臣，人人都捧着尚方宝剑、有便宜行事之权，不过除了洪承畴孙传庭和卢象升，左良玉对其他人还真不放在眼里，包括提拔他为“平贼将军”的杨嗣昌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