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就是境界的不同吧。

对于这一点，张无风感慨不已，而这样，也正好顺手将这两样东西送给王老。

王老王教授，也是一位真正做学问的人，要不然，张无风也不会送给他了，其实在张无风之前说典故的时候，也有意的多说了一些，当然这也不是表现，而只是考校一番王教授的能力，但是在知道他的学识后，对方依然让他参加学术演讲，这样看来，王教授那肯定是一位真正的文化人。

而对于这样的人，张无风心中只有尊重。

“张小兄弟，你来了。来了就好啊，我还怕你不来了。”

王教授热情地说道，而这个时候，其它讨论着的老者，也都朝着张无风看来。

“王老，这两件，拿着吧。”

“哈哈，好，好，这东西，等我上报给国家后，检查出价值，到时候肯定会补偿的，你也别推辞，我老王虽然爱这些东西，但是这些是你私人的，一旦上交给国家，国家自然也不会让你吃亏。”

……

和张无风说了会儿话，接着又有很多老者仔细观看了那小方鼎，随后，王老这才走上了演讲台。

“……

兽面纹被大量运用于商代及西周早期祭祀重器上，是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纹饰之一。西周早期青铜器兽面纹应是周人对商人风格的模仿和继承，兽面纹主要反映的是商人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会融入到纹饰制作当中，纹饰也就成为思想观念的物质载体。因兽面纹在探讨商周社会文化、思想观念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所以不断引起学者对其意涵的讨论。结合前人研究，我们认为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所代表的是商人心目中的至上神——上帝。兽面纹在商代的大量运用，正反映出商代是一个神性弥漫的社会。

青铜器是商、周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几乎每一件青铜器都凝聚了时人的才思与创造，不仅成为卓越的艺术品，而且也成为研究商、周历史不可忽视的宝贵材料。在青铜器的研究中，纹饰所蕴含的思想，以及纹饰的变化所反映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相对于青铜器其它方面的研究相对落后。且纹饰多被用来作为青铜器断代的依据，而忽略了其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我们认为不应忽略对纹饰的研究，因为当时的思想观念会融入到纹饰制作当中，纹饰也就成为思想观念的物质载体。

当然，目前青铜器的研究现状正符合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对器物本身的研究，便无法深入透视器物中所蕴含的思想；没有对青铜器的精确断代，便不能透过纹饰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正是在前人不断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今天才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基点去探讨商周青铜器纹饰所蕴含的思想观念。

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争论最广、魅力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兽面纹。兽面纹，旧称饕餮纹，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后人遂一直沿用，如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中云：‘又癸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直到现在有人认为，在纹饰功能意义尚不明确清晰的情况下，用另一个推断性的名称取代原有名称并非可取，仍坚持用饕餮纹一词。但饕餮纹不是商人的自命名，现代学者通过对此纹饰的深入研究，多否认“饕餮纹”定名的科学性，尤其是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一文中更是坚决抛弃了‘饕餮纹’而用‘兽面纹’代之。且在马承源先生主持上海博物馆工作时，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馆全部使用兽面纹，对“兽面纹”起到了极大的宣传和推广作用。现在学者更倾向于用“兽面纹”这一称呼。而我这次的演讲，也以‘兽面纹’代替‘饕餮纹’。

这次，承蒙张无风朋友送上……

兽面纹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西周早期青铜器兽面纹应是周人对商人风格的模仿和继承，兽面纹主要反映的是商人的思想观念。武王克商是“小邦周”克了“大邑商”。周人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尚书·大诰》这样描述了周人的样子：‘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显现出的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而殷遗民也没有心服口服的接受周人的统治，他们时刻等待着叛乱复辟机会的到来。西周的胜利，是文化较低的部族征服了文化较高的部族，这就出现了较低级文化被较高级文化同化的现象。马克思曾说：‘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此规律具体表现在商周关系上则为：政治上，周人征服了殷人；文化上，殷人同化了周人。这样，周人无疑会向殷人学习先进的文化。西周早期，殷遗民的大量存在必然对原有文化存有一种眷恋情结。这在西周早期甚至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都有反映。此时，周王室的许多工匠都是殷遗民，这样周人在早期的青铜器上完全模仿、继承了商人的风格。直到西周中期，因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成熟，周人的风格才真正体现在青铜器上。虽然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几无二致，但不能据此认为，此时周人和商人思想观念是一致的。因为从思想的形成到反映思想的器物的形成要有一定的过程，加之改朝换代，又遭特殊的社会背景，所以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纹饰，才真正反映出周人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