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本人却没来，大概耽搁在某一处俱乐部里，直到她次日早晨离开公寓去上班，都没有见着面。

紧接着这一天是礼拜六，眼看元旦又要休市放假，银行大厅早早结束营业，楼上各科的公事房里也比平常松散了许多。

与沈有琪告诉她的一样，冯云谦即将去往香港，临走之前在外汇科办了一个小小的新年会，带来一瓶香槟，还有曲奇饼和巧克力。他去香港的事由也就这么传了出来，说是一个银行界的会议，上海各大行都派了代表参加。

科里有人深表羡慕，毕竟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在琢磨离开此地的路子，要么是去国外的疏散船，要么就是由香港转道重庆。

但也有人拍马屁，说冯公子这回一定是又要高升了。冯云谦只是笑，开了香槟，分了曲奇饼和巧克力，跟众人道了声“happy new year”，早早下班走了。

钟欣愉却不能不想到更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各大行派代表在香港开会，显然也是因为即将开业的中央储备银行。

新年会之后，职员们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邻桌一位四十多岁的文书正把分到的曲奇包在打字纸里，抬头看见钟欣愉，有些尴尬地解释了一句：“带回去给孩子吃的……”

钟欣愉把自己那一份推到他手边，说：“我不爱吃甜的，你一起带回去给孩子吧。”

那人顿了顿，道了谢，收下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周围有家庭的中国籍职员大都这么做，还有两个印度人也一样。

钟欣愉只是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心里却在想，此时的上海已经是整个中国生活资料最丰裕的地方了，而洋行公事房里的这些人又是这个城市普通阶层中收入最高的那一部分。如果他们也有了肉眼可见的窘迫，那其余的那些又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