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丫头恍恍惚惚中被刘小山的惊呼给拉回到了现实中，可是她看到的只是个已垂在一旁的脑袋。

曹姓军官的死状很怪异，小三角眼睁得最大，紫胀的脸上留存着蔑视的笑容，没有半分临死前的痛苦，他分明是直到死去，都不相信小丫头敢杀了他。

轰隆隆……

屋外响起了雷声，纸糊的窗户被忽然间刮起的狂风吹得东摇西摆，透过窗口，小丫头和刘小山发现，只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屋外的天色已经变得昏暗起来，似乎是在向他们诉说，狂风暴雨要来了！

孙玉民怀抱着已经哭累睡着了的初九，站在屋子门口，一面紧搂着、轻拍着被雷声惊得抖了几抖的女儿，一面凝目看着院门，心里在默默地念叨：打雷了，要下雨了，她做什么去了？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

时间过得很快，转瞬间就来到了1941生的12月。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不少的事情，先是刘文智带着谷红英返回了霍山，自那天晚上的“逼宫”事件以后，他就感觉到有些对不起孙玉民，虽然清楚并不会怪罪于他，可还是让他有些内疚。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来弥补，和谷红英商议后，他决定早些返回霍山。既然大哥已经给众兄弟们铺好路了，那自己就应该把基础打牢一些，杨树铺和扁担石可是个好地方，大别山可是个好地方，虽然只是在山区。

孙玉民很理解他，并没有过多挽留，只叮嘱他们夫妇二人一路小心。担心军统会再度对他们下手，所以又派出了刚楞子和陈铁生、陈铁养他们带着刺刀小队护送他们返回。

刘文智夫妇离开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军委会和军政部就下达了一系列的调令，整个湘北地区的国军部队布防情况被重新洗牌。孙玉民的十二军本来是在浏阳休整，算得上是处在最前线的部队，一纸调令就被整部都调往了株洲驻防。同样的，本来七十四军除去五十八师在衡阳休整外，五十一和五十七师都在长沙周边，也是一纸调令把这两个师拉去了衡阳。

十二军和七十四军是九战区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按道理说是不应该被“藏”到后面去，可是军委会还是越过了薛岳，把这两个军调走了，任凭他在九战区司令部里摔杯子发火。

发火归发火，薛岳心里明镜似的，命令虽然是透过军委会和军政部下发的，但其实却是老蒋的心思，本来自己想凭借着有十二军、七十四军、第四军和第十九集团军这些中央军精锐，好好和阿南惟几的日军十一军来次堂堂正正的较量，并且为此拟定了一系列作战计划，可是现在看来，全都用不上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老蒋其实是不赞同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兵力去打这个没有把握的仗，是他薛岳一力主战，才会有第一、第二和即将到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由来，前两次自己虽然名义上是说打胜了，可实际上和日军都是拼了个两败俱伤，甚至可以说是惨败而归，唯一的利好就是长沙城还牢牢地掌握在他薛岳的手中。他也知道，老蒋对于前两次的战果不甚满意，这次才会亲自出手指挥。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虽然这两封调令是出自上面的手笔，但实际上却都缘自孙玉民前番在南岳和老蒋的交谈。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两封调令之后，是更多的布署命令和调防命令下来，几乎是把湘北的部队挨个都调防和布置了一遍。

按照孙玉民当时的构想，以敌我双方对峙的新墙河为第一道防线，汨罗江为第二道防线，长沙城外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为第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是伏击区和诱击区，第三道防线是决战区，即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歼灭之”。

在孙玉民的设想和计划中，国军在湘北的二十五个师应付起阿南惟几三个师团的进攻已经绰绰有余，可是老蒋还是不太放心，连着从其他战区抽调了12个师增援，这样下来，长沙附近总兵力达到了37个师，约计30万余人。

自吃了上次会战电台密码被日军破获的大亏以后，老蒋此次格外小心，花重金从美国购置了一套全新的密码，由于保密工作完胜前两次战役，所以阿南惟几并不清楚国军已经提前在做大战准备了。

在将孙玉民的十二军调至株洲、禄口，将王耀武的七十四军调至衡阳、衡山后，老蒋陆续地调整了其他部队的驻防：以杨汉诚第20军守备杨林街、潼溪街、新墙镇、鹿角之防线以及通城各前进据点；以孙渡第58军控制于黄岸市附近，并要求他们构筑简易防线；以战区直辖第37军陈沛部暂编五师警备长乐街、伍公市、新市一带据点，主力60师95师控制于瓮江、栗山巷一带防线；第99军傅仲芳部警备归义、营田、湘阴及芦林潭、沅江一带江防、湖防，其主力92师控置于三姐桥防线；以萧之楚第26军控制于浏阳、洞阳市、花桥一线，构筑牢固工事；以李玉堂第10军警备驻防长沙。

按道理说，军委会的调令电文并不应该让只是一个小小军长的孙玉民知道，可在老蒋的授意下，一封封的电文在发给调防部队的同时，也发给了已经身在株洲的孙玉民，看到老蒋果真按照自己的设想，调整和布署着部队，他不由得信心大增，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事的胜利，更多了几分半握。

就在国军这边加紧备战的同时，阿南惟几也在做着进攻的准备。

此时的十一军虽然仍然是日军唯一的一支野战部队，可是所受待遇早已经不是从前相比。

由于日军大本营按照明治时期以来遗留的传统，把陆军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实际的目标却指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攻取东南亚。因此，现实中的日军主战场中国战线，兵力和实际上的战力，都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

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所谓的“日军中国派遣军”，一直为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虽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有很大的价值，但是，第11军得到的弹药和兵力补充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反而却大为减少，甚至只有1938年武汉会战的一半，这无疑限制了他们的进攻能力，总数不足十二万的日军十一军主力，此次能被阿南惟几调用攻击长沙的，实际上仍只有第三、六和第四十师团，可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国军包含着两大王牌主力，孙玉民的十二军和王耀武七十四军在内的中国军队三十七个精锐师，足足三十余万人。

阿南惟几作为畑俊六的老部下，他手上的兵力虽然是捉襟见肘，可并没有一味地寻求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全力支持，唯一的要求还只是让畑俊六把原本助攻的第三飞行团换成了第一飞行团。

阿南惟几备战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动荡也逐步加剧。原因在于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入侵苏联的战争，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德军的军事冒险一再得逞，这使得以少壮鹰派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十分的眼红，迫使日军大本营南进的心情，也空前迫切起来。7月2日，首相近卫文麿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调遣优势兵力全力向东南亚扩张，并且“不惜与英美一战”。

为了配合“南进”方针的落实，近卫文麿展开了外交攻势，加强了自1941年4月开始的以“牺牲中国求得妥协”为内容的日美谈判，企图通过谈判，一方面断绝中国的一个最重要后援，迫使中国早日屈服；另一方面为侵略战争赢得时间。但在谈判过程中，外相松冈洋右过于锋芒毕露，一味激化同美国的矛盾，导致美国决定全面中止对日本石油出口，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为统一策略，摆脱松冈洋右，近卫文麿决定内阁全体辞职。

此后不久的1941年7月18日，近卫文麿重新组成第三届内阁，原班人马只换了一个，起用预备役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代替松冈洋右为外相，继续同美国谈判，可仍未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于是，在9月6日召开的新一轮“御前会议”上，近卫文麿面对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部分内阁成员逼宫，不得不作出妥协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取得成果，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就是这个决议，它成了套在近卫内阁脖子上的绞索，同时也决定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命运。

到了10月份，日美谈判仍然陷于僵局。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而近卫文麿却认为同美英开战的条件尚不成熟，胜利的把握不大。东条英机作为立即开战派的代表人物向近卫提出：如果不按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定执行国策，那么参与这项决定的近卫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

由于东条英机等人的态度十分强硬，近卫内阁被迫于10月16日宣布解散。

近卫内阁跨台以后，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奉昭和天皇裕仁之命组建新的内阁。他接任近卫文麿上台组阁后不久，便在1941年12月8日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