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查下来，才让人冷汗直冒，不寒而栗。

和以前的边军造反不一样，这一次谋反的，居然是宫中的宿卫兵。要知道，李世民自己就是靠着策反宿卫兵之后成功控制宫城，囚禁李渊，杀死兄弟的。要是这件事情真的发动成功，那李世民就真的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而更可怕的是，经过审讯后拉出的参与谋反的名单，不仅包括了建成元吉旧交，还有元从功臣、秦府功臣这些小团体的成员，以及一大票关陇门阀的亲戚朋友们。连刘弘基、长孙顺德这样长期随李世民征战，甚至后者还在玄武门前扛过枪的铁杆“秦王党”也牵涉其中。

参与谋反的还有刘德裕，他曾是秦王府旧将，但武德年间做了无间道，投靠了东宫，玄武门之后，也许是李世民认可了他的忠心，转授他为右武卫将军。还有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同父异母的长兄，不过当初其父长孙晟去世后做了家长，就将长孙无忌兄妹赶出了家门，好在长孙兄妹得到老娘舅高士廉收养，最后借着李世民的关系平步青云。长孙安业武德年间在李建成的东宫做监门率，李世民继位后，因为是长孙皇后的长兄，所以不计前嫌地任命他为右监门将军。这些人虽然是建成元吉旧部，但是因为同李世民的关系，因此没有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主谋李孝常，是当初李渊进军长安时主动献出大业仓的功臣，武德年间受到皇帝的荣宠，封为义安王、利州都督，封邑三千户，位极人臣。此次据说他听信了一句“天道自常”的谶纬，以为“李氏将有天下”的预言其实是应在自己身上才谋反，但如果真是因为迷信谶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参与进来了。李孝常一直与太上皇比较亲近，他的儿子们平时也与建成、元吉交好。

李孝常父子，连同其他参与此次阴谋的刘德裕、长孙安业等人，不管他们在武德年间站队如何，此时都是对玄武门之变后这一系列变故的同情者。他们同情建成、元吉一家男丁族灭、家眷打入掖庭宫的悲惨遭遇，同情受牵连的同僚们，还同情那个失去子孙、失去权力乃至失去自由的大唐开国皇帝——李渊。如今建成、元吉已死，如果李孝常等人谋反不是为了自己做皇帝，那究竟是为了谁而造反？

那位安居在太极宫的太上皇，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了这场阴谋的背后。

李世民果断地结束了对这次谋反的追查，只是处死了案件的几位主谋。连主谋长孙安业，也因为长孙皇后的求情而改为流放。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仅仅予以免除官职，几年之后重新叙用。毕竟如果像寻常造反案件那样刨根究底、株连三族的话，就要把很多关陇门阀一锅端了，要是再查到太上皇那里，就更加会给李世民帝位的合法性带来空前的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李世民也意识到，不能再偏爱于秦府出身的旧亲信了，过去他是天策上将、秦王，对于朝臣自然可以分出一个亲疏远近；但此时他是大唐的天子，是所有朝臣和百姓的君王，如果再要论亲疏、论跟随自己的资历，那不但会寒了百官的心，萌生不稳定因素，而且还会助长秦府功臣们的跋扈心理，反倒让他们变成了尾大不掉的朝廷隐患。

举个例子就能知道了，玄武门之变过去几年以后，当时担任同州刺史的尉迟敬德参加了一个宴会，宴席上有勋官、职事官等更高的人坐在尉迟敬德上首的位置，尉迟敬德登时便怒了，质问道：“汝有什么功劳，敢坐我之上？”在尉迟敬德等秦府功臣看来，在新朝地位的高下，取决于功劳，而不是什么官职。

由此，秦府功臣反倒给成为天子不久的李世民一股不安全感，不仅是因为他们平时对同僚的跋扈——跋扈没什么大不了的，特别是尉迟敬德这样为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功臣，自然有跋扈的底气，李世民也需要尉迟这样的一块行走的功勋章来鼓励其他将士们建功立业；让他感到不安全的，是功臣们的权力日益强大，比如房玄龄、杜如晦担任左、右仆射，总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握的权柄又多，工作能力又强，这就为他们的权力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就算李世民再怎么信任房杜二人，他作为天子，也不可能坐视朝中有谁的权力大到影响朝中局势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