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魏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崛起的，他们这个小团体经过了几次事件，基本已经在解散的队伍上徘徊，而李世民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在关键时刻大力提拔他们，成了王珪、魏徵等人的后台。而李世民为他们设计的角色就是——谏诤。

对李世民来说，谏诤不仅仅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批评建议，更是他为帝国权力中枢设计的一项制度安排。中央朝廷的三省六部制，虽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相互分工，地位相当，但实际上各项权力都在实际掌管六部的尚书省这里，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才因此权力滔天，以至于朝廷不敢将其作为实权职位，而把权力放在曾经的尚书省副职，也就是尚书左、右仆射这里，但即便这样，左、右仆射的权力依然很大。李世民就是要发挥中书省、门下省的作用，通过谏诤，来监督尚书省从上到下的具体施政。王珪在贞观元年担任黄门侍郎，也就是门下省的副长官，第二年转任侍中，全面掌管门下省，李世民反复叮咛，要求门下省发挥监督职权，对每个政令都要拿出来讨论，甚至将讨论大政方针的政事堂就设在门下省，并且参加政事堂议事的成员都相当于宰相，这一切都是为了制约尚书省的权力。

而魏徵，则更是以谏诤出名。他担任谏议大夫兼尚书左丞，专门有风闻言事的职权。李世民经常把魏徵请进自己的卧室，让他知无不言地提意见，魏徵一五一十地提，李世民便有多少是多少地接受。而且他们还经常上演一些惊心动魄的劝谏大戏，这样既表现出了李世民从谏如流的风度，又无形之中抬高了魏徵的朝廷地位。

同时，李世民还语重心长地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两位相公担任仆射，要广求贤人，做好宰相的职分。那些日常琐碎的政务，太消耗精力，做多了就没法帮助朕求贤了。”所以下诏，尚书省的日常政务交给尚书左右丞打理，只有那些大事情，才需要仆射来处理。于是两位尚书仆射的日常职权就进一步下放给了尚书左丞魏徵。

没了日常处理政务的工作，那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左右宰相平时干什么呢？其实，天子早就安排得明明白白了，修国史的任务，已经交给了房玄龄。

杜如晦不久后便去世了，右仆射的官职一直空置。房玄龄又是很通透练达之人，于是房杜“让贤”于王魏的美名便就此传扬开来。

几年后的“创业守业大讨论”也标志着李世民苦心营造的朝廷权力格局的成熟。此时的魏徵已经继任王珪成为侍中，主掌门下省。李世民问群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哪个更难？”

房玄龄当然回答说，创业更难；而魏徵有不同意见，认为守业更难。他们各有各的理由，但归根结底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每个人自然会认为自己更重要。李世民最后对这次大讨论总结道：“当年玄龄随我定天下，备尝艰辛，自然认为创业更难；魏徵与我安天下，自然认为守业更难。如今创业已经完成，如何守业则是我与公等要一起谨慎小心的事情！”

两边都肯定，但是隐隐之中，李世民和朝臣潜意识里已经把房玄龄视为创业阶段的功臣，而把这几年治理天下的功绩归功到了魏徵这里。房玄龄、长孙无忌最终成了贞观初年的吉祥物，受到群臣尊敬的同时，已经将实权拱手让给了魏徵等人这边。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秦府功臣们的保护？毕竟终李世民一生，都没有做过其他朝代开国时那样的屠戮功臣之举。在太平年间渐次淡出舞台，安享人生中剩余的旅程，这样的结果，既是秦府功臣们的可惜之处，也是他们的幸运之处。</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