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周建立，之后的这几年时间里，武周王朝的业绩表现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矬。

武周朝廷并非没有能臣良将，裴行俭、程务挺、王孝杰、黑齿常之，都是镇守一方的名将。而且与高宗末年时李唐的不利局面不同，武周此时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吐蕃方面，原本咄咄逼人的国势因为一场天花瘟疫遭受了严重打击，左卫大将军王孝杰率军一度击败了吐蕃，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收复了被吐蕃占据的安西四镇；辽东方面，自从与新罗的盟约重新签订，中央王朝虽然让出了一部分土地，收缩了战线，却也缩短了补给线，边防压力大大缓解；对大漠和西域，武周也继承了原来李唐的优势，突厥、铁勒等部族都不太可能形成什么气候。

但是，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

原因很简单，武曌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内部整合上，导致对外束手束脚，疲于奔命。

唐高宗在位时期的最后一段岁月里，后突厥汗国建立，成了唐廷新的敌人。

突厥人之所以脱离唐廷的统治，说句不太好听的，其实还是“吃得太饱了”。自东突厥政权成为大唐单于都护府之后，每逢大唐对外战争，都积极地出人出力。五十年来，李思摩、契苾何力等突厥将领，带领突厥部族兵跟随大唐从高句丽打到西域，每每大获全胜，带着大量战利品满载而归。他们在水草肥美的漠南地区和平地生活，除了当时薛延陀闹过一阵之外，基本上不需要担心外敌入侵，所以早就脱贫致富，过上了舒坦日子。而饱暖思淫欲，新一代长大的突厥人已经忘了当年李靖北伐给他们留下的阴影和恐惧，一些激进的突厥贵族，便开始筹划着要脱离唐廷的统治，恢复原来他们自己的汗国。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等部反唐，立阿史那伏念为可汗，随后二十四州突厥酋长响应了他们，部众共达数十万人。但突厥人的反叛在唐廷眼里只是小菜一碟，刚刚平定西突厥的右卫大将军裴行俭立刻带兵赶上，担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随后大破叛军，轻而易举地镇压了叛乱，将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等一干叛乱首领生擒至京。出于政治招抚突厥余部的需要，裴行俭已经许诺伏念等人免死。

李唐建国之初，高祖李渊抓住敌军首领后喜欢直接砍了，这是因为被抓住的薛仁杲、窦建德等人都是朝廷的叛贼，需要杀一儆百，稳定国家形势。而到了太宗继位后，唐军俘虏的颉利可汗、伏允可汗、扶余丰等人，原本的身份是敌国的酋长，他们与大唐为敌，错误只是扰乱了所谓的天下秩序而已。唐廷作为礼仪之邦，对这些被俘君王都给予了优待，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在大唐安心养老，只不过逢年过节的时候，得放下身段，为天子和百官贡献一点才艺表演。

伏念和温傅原本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到了长安之后，伏念、温傅以及其他被俘的突厥贵族一共五十四人，全部被当众斩首。

唐朝开国以来极少发生杀戮叛王、降将的事情，叛乱如阿史那贺鲁被擒，高宗都并未直接杀戮。这次杀掉伏念，原因竟然是宰相裴炎为了与裴行俭争功，不愿意履行裴行俭的许诺，力主处死伏念等人。当时裴炎的背后有武太后支持，所以这个建议最终被高宗采纳。

一刀下去砍得轻松，却完全堵死了和平招抚突厥余众的可能性。伏念投降的下场已经摆在那里了，剩下的突厥残部就只能豁出去死扛到底。

残部之中就有一人，名叫阿史那骨咄禄，是突厥王族的远支，听说伏念等人被杀，立刻带着手下十七个人出走，沿途招集突厥流散余众，退据漠北的总材山。

这十七个人，慢慢地发展成了七百个人，又慢慢地壮大成为五千余人的部落，并且占据了黑沙城（今内蒙古武川附近）作为根据地，自称大汗。

至此可以看出突厥部族已然落魄了，当初那个带甲数十万的大帝国，如今到了骨咄禄建立汗国的时候，扯虎皮拉大旗，却只堪堪凑够五千人，还是包括男女老幼的五千人，实际上能打的精壮士卒更是少得可怜。

但就是这么一个草台班子，却一路左冲右突，成了武周王朝的噩梦。

当骨咄禄在突厥人的神山——郁督军山重新建立起牙帐，按照突厥旧有的习俗编组部众，一路击败盘踞在漠北的铁勒部族，自身越来越壮大之时，南边的中央朝廷则贴心地为骨咄禄送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助攻。

威震塞北的裴行俭，深受阿史那伏念被杀的打击，一病不起，不久后便逝世了。但大唐这几年南征北战，猛将如云。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率领边兵，连战连捷，把骨咄禄逼得一路远遁。就在程务挺与王方翼乘胜追击之时，裴炎谋逆案爆发了，程务挺因为上书求情，直接被武曌派人从军营里带走处死，另一路军的主将王方翼也就地免职，流放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