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的正月初一，女皇武曌在深宫中传出诏令，改元神龙，是为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大赦天下，除了徐敬业、李冲等几次反叛牵涉的罪人之外，这些年因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获罪之人，悉数得到了赦免。但这一年新年，无论是改元、大赦，还是新春佳节，朝会一律取消，女皇武曌自始至终都没有露过面。

八十岁的宰相张柬之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剩不了几年了，此时他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天下拨乱反正的那一天。

自武曌登基为帝以来，酷吏、男宠当朝，朝中群臣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下，只有自保之力，没有扭转之能。特务政治可以堵住悠悠众口，却改变不了天下人思念唐朝的心。当年张柬之获罪被贬到了荆州，接替荆州长史杨元琰的职务。他们曾一起在长江上泛舟，当船游到江心时，四下里无人，不可能有告密者，二人这才放心地谈论时政。杨元琰慷慨激昂，两人都表露出了匡扶李唐社稷的心思。

像这样的对话，一直在幽静无人的地方悄悄地发生着，在至暗时刻里，总是有一些人坚守着手中的一豆烛火，等待它燃至黎明。

好在几年前，在狄公狄仁杰的引荐之下，张柬之等一批贤能官员进入了朝廷中枢，女皇又重新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李武两家共同在明堂盟誓，约定将来李氏为帝，武氏辅佐，群臣似乎从这里看到了一些希望。

然而从两年前开始，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把持朝政，还屡屡攻讦东宫辅臣。宰相魏元忠事件就是二张攻击的一大目标，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张氏兄弟的矛头不仅对着东宫的辅臣，还指向了太子，他们指控魏元忠的罪名就是“依靠太子以图长久之计”，这把太子置于何地？虽然这次事件，作为证人的张说在满朝文臣的力挺之下翻供，魏元忠只被贬官而已，但张柬之是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老油条了，这一关节自然是看得明白——张氏兄弟的排挤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本质在于女皇对太子的不信任。她屡屡借张氏兄弟敲打东宫，为的就是警告太子和群臣们不得轻举妄动。

张氏兄弟每每的敲打和示警，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权力已经到了最为虚弱的时候。他们只想在女皇生命最后的时间里稳住太子、稳住宗室和朝臣。哪怕他们针对太子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朝中群臣们的警觉。

包括张柬之在内的群臣以及大部分的李、武两家宗室，都已经失去了对女皇的信任。张柬之意识到，拨乱反正的时刻已经来了，他要掀起一场革命，赶在女皇龙驭宾天之前，让为善之人、作恶之人，都能接受一场体面的审判，并且名正言顺地得到应有的报答。

最初与张柬之一同密谋的，一共有五个人：宰相崔玄暐、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以及张柬之本人。其中，崔玄暐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太子左庶子。女皇武曌的两个儿子都在这场密谋里派出了代表。很显然，这实际上就是针对女皇的一场政变。

可是问题来了，张柬之等五个人都是文臣，手中一没将、二没兵。既然是政变，就需要武装力量来支持。此时的神都洛阳，武装力量主要分为南衙与北司两块。

南衙，也就是朝廷常设的十六卫禁军，隶属于左右十六卫大将军，负责都城卫戍。因为他们日常驻扎在宫城以南，所以称为“南衙”。如今的十六卫大将军，有的是武氏宗室，如右卫大将军武攸暨；有的是异族出身的“蕃将”，如突厥族的右威卫大将军阿史那怀道。南衙禁军人数众多，但问题是他们的调遣制度极其严格，既需要凤阁鸾台（也就是改名后的中书门下）的制令，也需要兵部的印钤，调兵手续复杂又严谨，指挥难度大，并且难以秘密行事，即使十六卫大将军都是自己人，也未必能私自调动起他们手下的禁军们。当年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时，十六卫大将军大多都是李世民的老部下，但也并没有使用这些牌，直到逼迫高祖李渊下诏之后，才动用起了南衙的禁军。

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对后来的政变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这次也不例外。其实南衙禁军早已经被策反了，策反者不是别人，正是相王李旦。

这几年，相王李旦忍受着非人的精神压力，却没有一刻放弃他的努力。来俊臣当年的怀疑是对的，李旦潜伏在女皇身边二十多年，已经成了朝臣们的精神领袖，同时也是亲唐势力的枢纽。如今，相王李旦基本上可以稳住南衙，只是情况和当年玄武门之变一样，南衙禁军不能成为政变的主力，只能等控制朝廷中枢之后，再调遣他们稳住局面。

现在他们能倚仗的，就剩北衙的羽林飞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