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大唐恢复社稷的十个月后，则天大圣皇帝病逝在了冷僻幽静的上阳宫中。临死前，武则天立下遗制：“我死之后，去掉头衔上的帝号，改称为则天大圣皇后。废皇后王氏、废妃萧氏两家，以及褚遂良、韩瑗、柳奭等人的亲属，全都赦免。”

到了人生的最终时刻，武则天终究与自己过往的一切选择了和解。与自己的情敌们和解，为她们恢复名誉；与自己的对手们和解，赦免了他们获罪的家庭亲属；与自己的身份和解，放弃了皇帝的名号，回归到先帝高宗大帝的妻子身份。作为先皇后与高宗一起安葬在乾陵。

作为皇帝，武则天是不合格的。她大兴土木，营造了奢侈的宫殿与佛寺，钱财耗费数以亿计。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势地位，她不惜营造白色恐怖的氛围，利用酷吏震慑反对者。而忙于争夺权力的她，二十多年来武备废弛，强大的府兵军制彻底崩坏，镇守边关的名将被她自毁长城，原本四海传颂的大唐武德，在她这里蒙上了一层尘埃，原本的藩臣变为了外敌，原本的内地变成了前线，昔日固若金汤的边疆被人屡次捅穿，和高宗极盛时期相比，帝国在她手里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疆域。

但古往今来，毕竟只有武则天一人名正言顺地成了女皇帝，照此而言，她又是如此特别。她在明处与暗处的对手们，也都不否认武则天所具备的独特力量。她去世这一年，全国共有登记在册的编户齐民六百一十五万户，总计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人口，与大唐建国时相比翻了一番。

到最后，她也算是做到了当初在高宗临死前许下的承诺，将他们的大唐，完完整整、原原本本地交到了下一代的手中。

李显兄妹们与他们的母亲，终归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为了遵从则天太后的遗愿，李显下令将则天太后的灵柩安葬在高宗皇帝的乾陵。其实按照古制，皇后如果在皇帝安葬之后去世，是另外选择陵地下葬的。此时高宗皇帝已经在乾陵下安葬了二十多年，墓穴的石门早已关闭，还用融化的铁水浇铸，里外封死，如果此时重新下葬在乾陵，势必要大费周章地将陵墓神道口的石门重新凿开。有的大臣担心这样的举动会惊扰高宗已经安眠的灵魂，给事中严善思等人就极力反对这样的做法，还在奏疏中略带嘲讽地说：“如果高宗皇帝泉下有知，则天皇后的灵魂自然会在黄泉路上与高宗相会；但若是高宗皇帝的灵魂感应不到（或者不愿感应），那两人合葬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李显硬气了一把，坚决下令将母亲与先帝合葬在一处。

次年五月，则天皇后正式安葬在了乾陵之下。乾陵外的阙门前，武则天在世时曾经立下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武则天亲自撰文、李显亲笔书写的《述圣记》，歌颂着高宗皇帝的功德。而武则天安葬之后，李显也同样为她树起了石碑，与记载高宗皇帝功德的述圣记碑并列，准备记录则天皇后在世时的功绩。

但是如何来评价则天皇后的一生呢？武则天又应该以什么身份来接受世人的评价？是武周的皇帝，还是高宗的皇后？这个问题，并不完全依据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更多地取决于武则天留下的政治遗产。

后世史学家汤因比曾有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官们，会将他们当下的观念映照在历史上，同时也将他们记录的历史刻上时代的烙印。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如果武氏宗族的势力依然强盛，那石碑的碑文将会把武则天视为李武两家联手统治这一政治秩序的奠基者；而如果武氏一族被诛灭，那武则天在位时期的行为，充其量不过只是妇人的乱政。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的朝政，形势变化万千，新的政治秩序还没有建立，属于武则天的这块石碑，也就难以确定其铭文。恰好接下来的这几年，朝中的突发事件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唐廷君臣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朝廷的斗争上，铭文一直空缺着，长此以往，这件事渐渐拖了下去，直至被人们遗忘。

后来的人称武则天的这块石碑为“无字碑”，因为上面空空如也。有人说，武则天有意立下这块没有字的石碑，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生平充满矛盾与争议，身后必然毁誉参半，不如将石碑空着，任由后人评说。

虽然这是后人凭空的误会，但实在是一场美丽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