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惯例，在每年2-3月的大会结束之后，各部门都会自上而下地，陆续开展一系列相关的学习活动。

工建委也不例外。

只不过，作为以业务为主的系统，在这类事情上难免搞一些投机取巧的小动作。

比如为了尽量减少骨干人员放下手头工作进京参会的次数，李忠毅特地将每年一度的各领域企业座谈会安排在了会议之后——

尽管2009年已经算是迈入了信息时代的门槛，但涉及到产业内部信息交流的事情，往往还是面对面的效果更好。

类似形式的活动最开始出现在上世纪末，当时由常浩南提出由国防科工委对五大军工总公司下属的各厂所进行一次摸底排查，以尽可能集中本就不多的资源，减少重复立项所造成的浪费。

后来逐渐由自上而下的指令式清查演变为自下而上的主动汇报，并且在改组为工建委之后，涉及到的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军工系统，甚至不再局限于国有企业。

到眼下这会儿，更是已经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

一家企业如果能在每年二月份收到参会邀请，那么基本可以被认为在华夏的高端制造业领域有了稳定的一席之地。

当然，对于一些敏感的涉密事务，军工口内部还是会有一个关起门来谈话的机制。

而常浩南也正是在这样一次闭门讨论的过程中，把之前和刘永全讨论过的问题正式搬上了台面。

“永全同志我想各位已经不算陌生了，不用我再多介绍，他汇报的情况只会相对保守，不会夸大其词。”

在涡扇10G项目顺利落地之后，刘永全应该很快就会以兼职形式进入航空动力集团的管理层，他这也算是提前给对方刷一些存在感：

“最近几天，我们对外联络办公室的同志又和达索方面的代表接触了一下，发现对方虽然在官面上反响平平，但包括查尔斯·艾德斯坦纳在内的几名代表私下都对我们的隐身技术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尤其是低雷达反射率的设计算法，以及能够实际测量RCS值的微波设施……”

实际上，当说到这里的时候，旁边就已经有几名参会者露出了些许怪异的表情。

不过出于对他本人，以及过往辉煌战绩的尊重，倒是还没有人打断。

常浩南既然选择在这个场合抛出话题，就已经想到了可能面对的情况，因此完全没有被其他人的反应所影响，而是继续道：

“英法联合的FOAS项目告吹，对于欧洲人来说最大的损失倒不是失去了一个可能存在的飞机型号本身，而是在涉及到下一代航空技术的研究中被耽误了大量时间，以至于直到21世纪都还没来得及建立起配套的硬件设施和理论基础，在这方面别说跟已经有或者即将有第四代战斗机的三个国家相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正处在野心顶点，不断跃跃欲试想要突破限制的日本。”

“所以我判断，对方所表现出的态度应该是真实的，至于为何不在明面上直接提出来，应该是觉得这个想法过于大胆，担心遭到拒绝之后，连现有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而如果我方能旁敲侧击地表现出一些积极主动的要素，应该可以促使对方再向前一步……”

“……”

一番发言结束，换来了一众人的面面相觑。

最后还是跟他关系比较熟的李忠毅率先开口：

“常院士，你的分析确实很有道理，但是……”

作为一名在军工系统里面根基不算深厚的外行领导，他甚至有点担心自己接下来的问题会不会显得过于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