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是对国家的弊端丛生感到不满忧虑，清晰的认识到了国家日益的积贫、积弱局面，因此主张锐意改革，但又极力反对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

苏轼甚至还曾经上书宋神宗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

说人话就是，苏轼认为国家应该注重百姓和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应该着重正人心、淳风俗，而不应该单纯追求变法图强，认为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改革并不合适。

这引起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同时不满，然后就被一路贬官，直至贬到了海南岛，几乎等同流放。

但随着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作为曾经跟新法唱反调的“精神旧党”，得以被召回。

而后……

苏轼开喷司马光，认为司马光尽废新法，是在误国害民。

总结来说，就是苏轼有自己认为的一套改革标准，不认同王安石的过激变法，也不认可司马光完全废除新法的保守行为，再加上苏轼为人太刚，都被贬到地方了，还敢写信大骂权倾朝野的王安石。

他不被排挤，谁被排挤？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年王安石下野，还跟苏轼这个曾经的政敌成了好友。

蜀学没落，在于刚极易折，本身又太过驳杂，很难有所发展。

关学不盛，就纯粹是学派倒霉了。

先说张载这位关学创始人，自从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后，便一直外放担任基层地方官，职位偏低，二次受诏担任的也不过是同知太常礼院（礼官）。

前面说过，古代一个学派的兴盛，取决于皇帝和学派自身的官身背景。

张载作为关学开宗祖师，官身太低也就很难助力其学说从诸多流派中脱颖而出。

更可悲的是，张载死后丧葬，都是在翰林院许将的努力下，皇帝才勉强下召“支丧葬半费”，而一年前其弟张戬去世时，朝廷抚恤的丧葬费竟是“全支”。

由此可见，连皇帝也不看好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