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就是哭。

哭完之后我找到省军区，问了三天没有结果，没人告诉我这位一直未曾复职的毛成放去向何方，隐约有人说起他似乎吉济南投奔他的什么老首长去了，是否确实，不得其详。但这毕竟是一线希望，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挤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一路上与查票的乘警展开着艰苦的游击战，无数次被轰下来，又无数次混上去，整整走了十五个昼夜，几乎是要饭要到了济南。在济南我只要见到有当兵站岗的门口就闯过去问，三天，四天，一个星期，没有结果。我身无分文，蓬头垢面，上下褴楼，站在济南拥挤而陌生的街头，我知道我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找下去了。

我回到了毛家集。

我没有了任何希望，带着没有生命也没有幻想的躯壳，回到了那个荒山。一回到山里我就病了，病势极凶但我没有死，一个叫康大军的知青日夜守护照顾了我。我想如果那时死了倒也罢了，省却了许多磨难许多麻烦许多波折。如果说是老天着意留我，那么康大军，我想，一定是天派来的使者。

康大军比我方五届，生得高大魁梧，知青们都喊他大康。他照顾我并不仅仅是同情弱者，他默默地为我做了许多许多，在一个月高风清的夜晚，在我房东家的磨房里，这个壮实的守护神粗鲁地亲了我，他亲我时我既幸福又痛苦，我知道我不能拒绝他，也知道滴水之思涌泉相报，是他给了我好好生活的希望和愿望，但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在我眼前突然出现的，却是毛京。

毛京在怨恨地看着我。

他的眼里一片泪花。

但我没有对大康说起毛京，与毛京重逢对我来说除非梦境。后来大康和我常常把肮脏的纸牌摊了一炕百无聊赖，用他从一个老右派那里学来的方法算命，算出了不堪回首的过去不尽人意的现在和不无美好的未来。有一天大康突然翻出一张红桃八，他说：“八代表尊者。”然后一把搂过我，“走吧，回晴川去，你该见见我的父母啦。”

那是一个多晴的晚秋，农忙已过。我们带着新鲜的玉米、苹果，带着山地泥土的气息，回到晴川来了。

晴川，很平静，街上人不多，似乎只有一些老人在慢条斯理的脚图。若无其事的气氛仿佛要向人说明，这里自古以来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们在一个枯藤古木的林荫道上找到了大康的家。对于大康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地址。他的父亲刚刚被群众“解放”，虽然轻工局长的职务尚未恢复，却已从牛鬼蛇神的草棚里搬到了这幢幽雅的新居。这是一幢二层高的外观简朴的小楼，沿着这条林荫路，几乎清一色这种简单明快的别墅。

大康的兄弟姐妹很多，一群青年常在这幢小楼出没。那时还不兴跳舞，而纵谈天下，评论国事，慷慨激昂，却是时尚。反倒是大康老迈的父母，总是沉默寡言，难得偶坐，听听年轻人带来的各路小道消息，聊以打发寂寞。除此之外，他们最头痛的，就是唯一没有回城的小儿子。

还有我，我这不速而来的远客。

我们第一次走进这幢别墅时，一家人正在吃饭，大康的几个兄弟姐妹帮我们把那包装满玉米和苹果的麻袋抬进厨房，然后招呼我们落座。在我们面前加了两副杯著。桌上的饭菜挺好，像是一顿节目的盛宴，大家重新围桌而坐，才把目光投向我。

“你和大康是一个村的？”大康的母亲笑着问我。

大康这才想起应该介绍我：“妈，爸，这是我女朋友，叫刘敏。”

或许他们都感到意外，或许他们早已猜到，从表面看，大康的家人似乎既不高兴也不反对，兄弟姐妹埋头吃饭漠不关心，只有大哥简单地与我寒暄两句。大康的母亲夹了一些肉和鸡蛋在我碗里，表示出一种母性的温情，而大康父亲的沉默，则令人不寒而栗。

饭后大康的母亲把大康叫到她的房间去了，关着门谈了很久，我完全清楚他们谈的是什么，大康从母亲房里出来时的表情也使我知道了这场“谈判”的结果，他心事重重地搂过我，半晌才说：“住这儿吧，就当是你自己的家。”

于是我就住下了，像这家里的一个成员一样分配到一个小小的房间，像这家里的一个成员一样围在大圆桌前一日三餐。但我知道我不是这家的成员，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提醒我保持着客居篱下的谨慎。大康的兄弟姐妹照例有朋友来这里聚谈，谈得投机时见我进来便不作声，也许是某些不合时宜的议论怕我听见，我往复地散步、看书、打瞌睡，对我很客气却不多话。实际上他们几乎每天都把大康叫进他们那间闲人免进的卧室里询问长短，大康每次出来脸上都要添几分沉重。他没对我说什么我也不问，我想知道一切但不敢问。天长日久我们都感觉到了这座宅子里的闷气，大康尤其觉得不捅破什么我和他的呼吸都无法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