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凯瑟琳在得到萨沙的回应之后会变得很愉快，但这个奇怪的女人却总是站在窗前默默流泪，面对我的关心，她默然不语。

我想不通萨沙那样温暖明媚的人为何会使她伤心，但我心里却莫名其妙地高兴，因为萨沙对我是很好的，他会和我一起用午餐，会细心地教导我各种护理知识。

他还说，如果时机成熟，他愿意支持我去读医学院。

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思索之后我还是拒绝了他。

我对他说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让我的好朋友现在在不知名的地方受苦，如果我那么轻易地就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日子，那对我的朋友来说也太残忍了。

萨沙只是温柔地笑，他总爱抚摸我的头，说：“我知道莱茵是善良的孩子。”

我已经快二十岁了，但萨沙总说我是个孩子。我们踱步在教堂前的宽阔广场上，我仰望着他，想把他的笑容一辈子刻在心里。偏斜的日光将我们的身影拖得很长，长到纠缠在一起，让我以为那些时光可以永恒。

在家里时，我会和艾伦讲我在白色宅邸和诊室的双重生活。我说那两个人简直是极端，每当谈起尤利安时，我的表情总是很复杂，而说起萨沙时，我总是欢欣雀跃的。

艾伦很喜欢听我讲述我在诊室里的工作，他说等他毕业了之后也会开一间诊室，我劝他可以去和萨沙聊聊，而艾伦则是耸耸肩，说迟早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萨沙的竞争对手，所以还是保持距离好了。

我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双重工作并未将我完全割裂，在逐渐习惯这样的生活中，我们迎来了圣诞节。

1950年的平安夜，东柏林下起了大雪，光秃秃的榉树上落满了白皑皑的一层，雪让街道变得泥泞，混杂着泥水总是弄脏人们的裤脚。广播里有几个频道放起了圣诞歌，尽管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保留了信仰。

诊室和学校都放了假，我和艾伦在家度过。我站在窗前抽烟，在家是我为数不多可以抽烟的时间。诊所自不必说，白色宅邸内，安索洛夫告诉过我，那里除了将军和索尼娅之外，任何人都不被允许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