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说她，我们家里最最长不大的人就是你。一直沉湎在过去不肯长进的人也是你。

外婆问昭昭，“为什么突然要去香港？是工作上不得已的安排嘛？”

“不尽然。说不得已的安排也行，说我自己想换个心情和环境，再提升一下工作也行。”

“太远了。”外婆出于最朴实的儿孙心担忧她，“我要是还年轻，这两座城市的距离，一个脚还能跨过去。现在不行了呀。昭昭，非去不可嘛？”

梁昭安慰她们，“也就一年而已呀。怎么说得好像我会一去不复返似的？”

这些天来，她努力说服自己，这份决心没有丝毫负气或者客观的成分。可是自欺者，终欺人。连iranda都看得很明白，倘若你当天没撞见顾岐安和别的女人相亲，没有这个契机推搡你一把，你是不会爽利应下的。

算是吧。被看穿之后，梁昭也没有狡辩，她真诚地回答iranda，“因为我太了解自己的脾性，同理，也了解顾岐安。我留在上海一天，留在这彼此避无可避的生活圈里，就难免要与他有交集。

这不离婚才两个多月，我又跟他掺和到一起去了。

你说我没立场没主见也好，优柔寡断也罢，这些我也知道，更会反反复复在心里警醒自己。可是知易行难，我总是防守不住自己。”

后来梁昭才领会到，因为她把自我丢在婚姻里了。

拣不回来。所以表面上她好像在步步直前，实则依旧原地踏步。

总是重重拎起，又轻飘飘放下。

放下呢？日后又免不得再拎。她觉得自己和顾岐安的现状，更像是两个绝症弥留却不甘心死的病人，各自用残旧的半口气吊着现在，

奄奄一息，又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