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朝一边沉默不语的乌古孙仲端撇了撇嘴，此人正是金国承安二年的策论进士。这乌古孙仲端一边装做对秦国君臣之是的谈话并不在意，一边却竖着耳朵听。赵诚与他的宰相们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们所议的并无秘密。

“若是某位应试者对农桑之学很有造诣，可是策论考的却是关于如何整顿吏治。这又当如何？”赵诚道。“科考不过系一日之长短，无学者亦可弋获。真有学问者反而见遗。晋卿，你说呢？”

耶律楚材低头沉思，他的先辈王安石、司马光们也曾沉思过同样地问题。

“唐人取进士，虽受当时人看重，然所取者不多，而其用亦不重。进士科初唐仅试策，后来增加帖经、杂文等内容。自盛唐起，杂文文体固定为诗赋，并主要以此取士，策与帖经仅‘礼试’而已，应举之人作诗赋的流弊也很多，如务求辞藻华丽而新奇，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无补于政事，所以屡为人所诟病。今官吏登庸之法，科举却成了拔取人才惟一之途了。”王敬诚道，“大约科举之弊端，一为所学非所用，二为考场一日定胜负，三曰自古科举取士，一朝得中平步青云，武进士不如文进士，宋人言纵是收复燕云之功也不及高中状元之喜，重文而轻武遂酿成宋国文弱之病。前车之鉴，不可遗忘，我朝若开科举，需有一个改善之法。”

“禁军南衙统领张士达之先祖张元，本是中原许州人氏，正是因科举不第失意，才奔至前朝夏国，进而为李元昊时的朝中重臣。昔年元昊攻宋境鄜延（今陕西延安、富县一带），张元曾在某寺中题曰：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大驾至此。可见其猖狂快意之心！”右丞相高智耀道，“后宋皇闻之，便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遂成定制。现陕西、河东等新拓之地不比我河西，彼处读书人则有很多，平阳府据说处处都有筑楼藏书的耕读之家。故将来我朝若是不开科举之门，士人苦无晋身之路，必心生邪意，恐酿大祸啊。”

“呵呵，显达多虑了，孤并非不赞成科举，因为除了科举之道，孤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举材之法。”赵诚摆摆手道，“孤只是让诸卿明白，科举虽好。但亦有其劣端，中书省需拟定一个全局之策，扬其善处，避其恶处，不可为开科举而科举。”

“请国主示下！”三位正副宰相道。

“一曰，科举并非取的是德行，熟读诸子百家，又能作赋百篇。也只表明某人识文断字罢了，科举所举之人，亦非就是有用之人，纸上得来终觉浅，需历练才可知其有用、大用或无用；

二曰，士人学业概有专攻，朝廷开科取士应因人而异，农学、工学、天文、算术、律法、医学皆可为一科。孤不求天下有才之人皆可如晋卿般样样擅长，只求专一。此专为应付学无所用之弊也；

三曰，宋苏学士曾言，经义、策论似较诗赋为有用，然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皆无用。得人与否，全在于君相有无识人之明。故，孤更看重得人之后的审察、衡鉴，科举不过是抡才一法。任用之后还需考课随行。

四曰，科举比较而言，需学校配合，故王安石有三舍法，太学分三舍。学校不发达，则朝廷无人可选，科举亦不过是从庸才中选状元。学校者，宋人有京师太学。地方州、县之学，亦有民间书院、私塾。孤使宋国临安，沿途曾特意考察宋之学校，官家办学，所费甚巨，然地方有学无书者众，有校却无官田供养者亦众，州县之学校不过是聚食之所。资质佳者不屑入学。欲入而学者却不得门而入。至于太学，昔日曾有‘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之誉，概言太学生清苦鲠亮，敢言朝臣所不敢言之事，太学生亦敢伏阙言杀误国奸臣。然孤在临安所见，太学生虽仍有敢狂言指摘朝政者，然太学生们流连青楼，殴厨争伎，竞为靡丽，每一会饮，黄白错落，非头陀寺中的清苦僧人可比1！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孤使宋国，并非只为游山玩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之鉴，亦可以为师！若是为科举而科举，则不如使人举荐。”

王敬诚等人面色肃然，对赵诚更加心悦诚服了，因为赵诚很显然是深思熟虑过地，考虑得远比他们考虑得要长远。赵诚这一番长篇大论，也隐含着对他们三人的批评。

“臣等考虑不周，望国主恕罪！”王敬诚等人齐道。

那耶律楚材更是有些惶恐不安，面有赤色，他没有想到赵诚比他想象地更有谋略，自己有些好心办好事的意味，又考虑不周。但反过来说，他得遇赵诚也是他的大幸，至少赵诚会择善而行，有自己地评判，并不会人云亦云，在这种情况下臣子们也不敢搪塞了事。

赵诚内心之中有些得意，他的见识超越了自己所有的臣子。

“国主似乎对书院极赞成？”耶律楚材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