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把文官宠坏了，形成了文人骄纵自私的官场文化。
虽然文官与文官之间也在制衡，可是，文官之间有共同利益、有连带的保护意识，这也是“共治”造成的，是“制衡”无法解决的。
在唐奕看来，这也是一种失控。
如果一国家完全由某一方面的偏激思想所掌控，那么必然会畸形。不论古今，还是大宋原本的结局，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唐奕欣慰的是，在这种失控的局面之下，那些文官可以做到起码的感恩，起码的君子德行。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唐奕不知道，还特么有更不容易的事儿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
……
观澜民学，在他没有授意，或者说根本没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在离开他后，不但能在当下的大宋生存，而且民学……
居然……
在一年之内，又开了一百多家分院！
……
……
这特么太诡异了，要知道，民学的理念是和儒家学院背道而驰的。
观澜书院也好，太学也罢，那是干什么用的？那特么就是“党校！”是专门培养官员的地方。
学问，那也都是专门为当官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