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义……天下如今能够对义持有解释权的，只有墨家。天下论战，各家一败涂地，儒家尚未与黄老之学融合天命之说，更难在君侯之间传播，于民间因为铁器火药牛耕带来的分封制的物质基础不再，也日趋势微。

法家初兴，但是少了对未来的描诉，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内涵，只是术而不是道，只是给出了变法的合理性支持，但却没有说清楚变法的根源。

吴起虽然腹诽墨家将战争也能说得如此“合于大义”，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墨家抨击各国政策的小册子，又暗暗点头。

自从墨家出版了关于天下财富总和的来源与增加的小册子之后，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册子为基础，在规矩之内从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评判，这便是可惊可怖之处。

对于秦地的变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如索卢参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农业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还是工商业的劳动也能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的争论。

而对于支持，墨家也认为秦地的情况特殊，不论怎么样，相对于以前的井田阡陌与贵族封田，秦地的变革还是解放了生产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垄作，这绝对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

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适加入墨家，逐渐将墨家的道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礼”可依，于是可以按照礼来衡量这件事的对错，合乎与礼的便支持、不合于礼的便反对。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谈利谈义，谈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

墨子没有指出，或者说指出了一个过于遥远的、数百年内都不可能达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终的“兼爱”天下。

使人各的所长，使人所作的劳动都会自己所喜欢的……这对于战国而言，太过遥远，这是人类的终极自由梦想。

但是适出现在墨家之后，以九重乐土之说，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现如今要追求的乐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的路是有经验的，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的东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的、需要逻辑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