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简单的道理，可以被这些自小生活在村社的士卒所明白，再难的道理便不需要。

但并非是所有这些趴着装死的人，都只用这样的道理来诠释自己装死装的心安理得的行为。

譬如数百步外的另一侧，也有一个人在那装死，但他的身边只有自己，并没有其余的伙伴。

偶尔炮声响起的时候，他会悄悄抬头看看远处的动静，怅然道：“夫子言，天下万物，莫贵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若天下人人贵己贵生，又何来这战乱纷纷？”

“夫子学于杨子，杨子之学，方为真理。可叹墨家，却以为他们可以用什么理性推出最合理的天下，弄得天下烽火，倒也可笑。”

装死的这人说完，摇摇头，又回头看了看正在组织第二波进攻的齐军，骂道：“为一人之利，而损万人之生，桀纣之行也！田氏岂不亡矣？”

既是“天下万物莫过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那么战场上装死自然是心安理得。

临淄富庶，文化昌盛，除了墨家的学说在临淄传播外，杨朱的学说也在临淄大行其道。

此时天下，黄老五德与天人感应与儒家还未融合，仲尼逝后儒家式微，或者说完全难以融合生产力发展之下、诸侯纷争之世的时代。

几十年后孟轲曾言，天下之学不归于杨、便归于墨。

再之后也有人评价道：杨荡而不法，墨俭而废礼。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

说的都是这样一个事实：杨墨两家成为了天下的显学，逼得儒家辞而辟之。

尤其是伴随着墨家和杨朱学派之间的多次公开辩论，杨朱学派的信众反而越发的多，当然比起增加的数量还是墨家的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乱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数百年礼法的压抑，终于出现了巨大的反弹，人性解放的曙光初现之时，必然会包含太多的极端。

自私、自利、贵己、贵生，这也是对抗封建礼法的一种方式，正如更为后世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极端的肉欲、性、私利、自私、贪婪开启对抗黑暗封建礼法道德的曙光。

杨墨之间的矛盾很深，并不是什么一毛不拔和利天下之间的分歧，其根本上还在于对于天下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