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认为，理性可以知晓天志，以理性可以推断出最适合天下人的制度、法令。

杨朱则认为，即便理性的天下也是可怕的，不可能美好。

这种学说脱胎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杨朱所谓“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

也就是说，不要想着利天下，因为你只要做了，哪怕初衷是好的，但只要做了就会造成害处和混乱。

人不可能知晓天志，也不可能理性推论出最适合的天下是什么模样，所以从一开始国家的产生就是一个错误。

尧舜是为了利天下，而将天下合为一，改变了原本天下“道法自然”、“小国寡民”的态势，结果怎么样？结果因为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桀纣的出现。

没有桀纣，就没有天下的苦难，但这天下苦难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改变了“道法自然”的状态，使得国家出现。

墨家则认为国家是必须存在的，至少此时是必须要存在的，只要用理性推论出最合理的制度，那么国家的存在是可以使得天下大利的。

这才是杨朱和墨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也是导致了一毛不拔之辩的根本原因：

杨朱认为，人人自利，我的财产归属于我，我的房屋归属于我，风能进雨能进，王侯不能进，也不要想着什么为利家国的借口而夺走我的财产，那么天下就会富庶。

贵族不拿走我的财产，我也不去拿别人的，天下怎么会贫穷？

人人贵己、人人贵生，让我打仗我不去，所谓“其义不入军旅”，那么天下怎么还会有战争呢？

你们墨家今日说为了利天下，便可以让国家继续存在，也可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的财物。等到有一日你们墨家没了，利天下事没人提了，但是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财物的天下习惯却没有消失，所以你们做的事不能够利天下。

墨家却认为，我们今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收走别人的财物，那是为了更好的利于天下，以理性去推断，我们的做法是最“功利”的，最有效率的最优解，而你们杨朱学派的想法虽然听起来很好——墨家的兼爱之说的基础是爱己、兼爱只是理性推论下爱己的最高形式和最有效率的最优解——目的上并不矛盾，但是在过程中分歧太大。

杨朱认为现在应该一步到位直接取消国家的存在，取消任何威权的存在，包括利天下的理由来强制服役和税收都是不应该的。

墨家认为现在不可以取消国家的存在，威权不但要存在而且要更有力量的集权，否则不能够利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