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魏徵这样的建成死党，李世民让左右将其扭送到自己面前，对着他厉声喝问：“都是汝这厮捣的鬼，之前为何离间我们兄弟？”

都说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李世民雷霆盛怒之下，在场众人心里都暗自为魏徵上香，心说这哥们应该是人头不保了。但是魏徵却神色自若，毫不畏惧，淡然说道：“先太子如果听从在下的建议，一定不会有今日之祸。”

如果魏徵碰上的是别的君王，那这句话将成为魏徵的遗言写在史书上，然后跟着写一句，“遂就死，年四十六”，完毕。但魏徵碰上的偏是李世民，这个天选之子历来不走寻常路，他从魏徵的话里听出了不卑不亢的求生欲。魏徵终究是在做着忠于本职的分内之事，而且还差点置李世民于死地。建成以国士待之，魏徵也以国士报之，成了秦王府可怕但值得尊敬的对手。如今天下方定，是用人之际，魏徵既然真的有国士之才，那就不能白白浪费在权力斗争的消耗中，李世民可以抛弃前嫌，照样以国士的规格礼遇他，来换取魏徵对大唐的忠心报效。

当即，李世民一改怒容，谦虚地礼遇于他，任命魏徵为太子詹事主簿。

詹事主簿虽然是从七品上的官职，和魏徵原来从五品下的太子洗马差了不少级，但位卑而权重，掌握着东宫三寺、十率府的政令机要，在皇帝李渊挂机养老，皇太子李世民主掌军国大事的武德九年（公元626年），詹事主簿等于要负责将权力中枢的大小事宜分配给各个行政机构去处理，有点类似于中央办公厅主任。李世民就是有这样的魄力，前几天还和魏徵斗得你死我活，如今就要把如此重要的职位交给他。

李世民用人的胆略原本便是如此，他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当初对待屈突通、尉迟敬德，全都是先前杀得你死我活，收服之后便委以重任，李世民也靠着这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风格，收获了屈突通这个战场后盾，还有屡屡成为战场上关键先生的尉迟敬德。

而之前因为杨文干案件而流放边疆的原建成心腹王珪、韦挺，也被李世民召回长安，担任谏议大夫。连魏徵、王珪这样过去担任建成左右手的心腹都被委以重任，那基本就给建成、元吉党羽的处置定下了调子，那就是能用之人，全都尽数收为己用，不再另行株连。

对建成、元吉党羽的重用，真不是看上去这样容易的。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里，一家公司挖来竞争对手的业务骨干，在待遇安排上还得小心翼翼，生怕新挖来的人才待遇不统一，遭到老员工们的不满。李世民要解决更棘手的问题——魏徵、王珪这些人获得了紧要职位，那让秦王府的旧人怎么想？早革命的不如晚革命的，晚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那些秦王府将领们在玄武门出生入死，终于变革了天命，将李世民捧上太子之位，得胜之后忽然发现，他们得到的官位赏赐反而不如那些革命之路上的敌人。

然而，在李世民的驾驭之下，新人、旧人各尽其用，没有亏待谁，也没有埋没了谁。追随李世民激战玄武门的旧臣们得到了丰厚的优待，就算是能力并不强的，也有相应的勋官与散官阶。而那些重要的差遣职位，则留给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这一点李世民一视同仁，不管新人还是旧人。也正是因为李世民毫不偏私，处事公允，清简正直的风气渐渐形成，从太子僚属到朝廷百官，大家都真心地想要一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李世民成为皇太子之后，专心与民休息，恢复国力，修补隋末唐初全国战争的创伤。他下令放走长安城北禁苑中的飞鹰走狗，不举办大型宫廷娱乐项目，不接受全国各地上贡的物品，请百官对如何治理国家提交意见。东宫的政令简洁而严谨，朝廷内外都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不过，大唐的疆域太大，东北的幽燕、东南的江南、西南的巴蜀，都还没有感受到新时代的到来。甚至连李世民的嫡系亲信也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位新晋皇太子的意思。各个地方都在按部就班地遵守固有的权力斗争逻辑，对建成、元吉党羽进行秋后算账。

李世民在益州行台的代理人，益州行台仆射窦轨，就借着这个机会，把一直以来关系不良的行台尚书韦云起，以协同建成谋反的罪名收押后斩杀。对于窦轨名为平叛，实为诛杀异己的行为，李世民也不能明着处罚，只是调窦轨回京做了右卫大将军，然后废除了益州大行台的设置。

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因为也是建成、元吉在幽州的外援，受到李世民的征召之后，在副将王君廓的撺掇下当即就真的造反了。王君廓是跟随李世民一路讨伐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的悍将，当年在洺水城带着本部人马抵御住了刘黑闼大军几天的进攻，担任李瑗的副手，其实就是因为李瑗自己能力有限，需要像王君廓这样的猛人镇场子。但王君廓是李世民的人，撺掇李瑗造反，其实只是为了把这个挂名的上司清除掉，为李世民干掉一个潜在敌人，同时也让自己顺势做上一把手。他的算盘打得很成功，李瑗前脚刚造反，王君廓后脚便带人平定了李瑗的叛乱。李瑗临死前大骂王君廓道：“你这小人出卖了我，一定会遭报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