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分场人的观念中，他以总场干部兼教导同志子女的身份，属于斯率的和见过世面的一类，再加上人物颇不丑，看来不大瞧得起分场里那些土气的姑娘们，连他中学的同学，在他面前也多少有些自惭形秽的谦卑。

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农场拥有一个子弟中学和十个子弟小学，学生毕了业无处就业，大部分要靠农场自己来消化，久而久之，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大批“子弟兵”。“子弟”们到了成熟年华，于左右寻偶，内部联姻极普遍，再加上此地有认干亲的习惯，所以搞得人人沾亲带故，处处裙带伦常。如果上级要来了解哪一个人的情况，那就非得先搞清提供情况人的情况，说不定谁和谁就有拐弯抹角的瓜葛。连他们自己都开玩笑说：在清河开大会都用不着喊同志们了，只须喊一声父老兄弟姐妹子侄叔婶舅舅们，就全有了。

当然见事都有例外v。，八分场三中队有个张工原．和祥眼熟，论年序小样该叫他叔叔，可他不让，说既然小样已经参加了工作，彼此就是同志了，不必拘泥长幼尊卑。听小祥说，张玉海在小祥父亲当政时曾是全国劳改战线的标兵人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臭了，从教导员降到副中队长，可工作照样兢兢业业。白天带队下地出工，别的队长找块荫凉一坐，喝茶看小说，连自行车都叫犯人擦，他呢，守着当标兵那会儿的老规矩，带头领着犯人在地里流汗。晚上回来，又忙着找犯人谈话、研究生产和管教计划，夜里还得查铺。地震后监区的围墙塌了好几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得参加值岗加哨…，劳改单位就是这样儿，工作强度的伸缩性特别大，想干，能累死你，不想干，那可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特别是那年头，一切都靠自觉。

说到管教干部轮流值岗，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笼罩在全场的那个恐怖气氛。各分场的犯人之间完全是互相隔绝的，不知怎么却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在各处犯人中同时流传，说唐山的地震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沉式地震的前兆，联想到远古时因大地断层陷落而出世的五百里滇池，似乎唐山一带，不日也会沧海桑田，变成汪洋一片。犯人大都文化不高，孤陋寡闻，以致无知生恐惧，无不谈虎色变。更兼少数反改造尖子有意兴风作浪，唯恐不乱，使得零星犯人越狱事件时有发生。犯人们的心思：跑不出去就得淹在这儿了。

监区围墙多处塌毁，就算有干部轮流值岗，分兵把口，也难顾全万户＿。位岚本来是学卫部血的墓．申请增加警卫兵力给报〔它早就打上去了，却一直在北京卫戍区和河北省军区之间踢皮球。清河农场的地理位置在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而行政隶属却在北京市辖下，该谁派兵，两家推倭不决。就苦了那些管教干部，搞得终日疲惫不堪，逃狱现象仍然有增无减，甚至犯人的情绪，是否会升级为暴动鼓噪，谁也没把握。

我和张玉海谈过一次话，他对管教工作波种被动依定的民面颇感焦虑，主张管教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犯人中去，掌握思想情况，对症下药，主动控制局面。对管教工作我是门外汉，但听他慢慢道来，也觉得有理，甚至也跟着直着急。

“犯人跑出去，不敢回家，又没经济来源，只有作案，才能生活。现在又地震，北京、天津的人都住在街上，治安部门的担子已经够重了，我们这一关不能再松。”

情辞恳切，令人感动。

张玉海是回民，八分场没有回民灶，吃饭得自己动手，工作就常常吃冷馒头。他爱人盛子都在保定，是农村户口，孤儿寡母日子也很艰难。虽然八分场家属队很需要劳力，可许多干部的家属都进不来，因为清河农场用的是北京市宣武区的城市户口，一切规矩都随北京，就连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禁止居民私养鸡鸭狗兔的通知，这里也尊此不另。领导干部带头开刀，一夜间杀得鸡飞狗跳。至于说此地去京山水之遥，说大多数干部十年也捞不上一次逛京城的机会，那就没人管了。既然这儿的北京户口这么纯粹，这么正牌，牛郎织女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棚子拆了，地挖开，吓得人头皮直发麻，原来这些天我一直睡在一具死尸上。经人辨认，认出是分场食堂里的一位老职工，地震遇难后就埋在这儿。八分场死的人多，当时都是东一处，西一处匆忙埋了的，没有统一指挥。到底都埋在哪里了，后来谁也说不完整，入土又浅，这几天热气一蒸，尸身腐烂，便开始往上泛臭。因为这件事，分场才下决心专门组织人把几个可能埋过遇难者的地方全部挖开，把找出的尸体装殓好，找适当地方重新深葬了一遍。 放假那天，小样说要回家看看姥姥，所以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帮我拆棚子，等我们把新棚子易地搭好，还不到正午十点钟，他借了辆自行车，急急忙忙地走了。

吃过午饭，肖科长乘了一辆分场的拖拉机，说要回总场汇报工作，我正好也想回去看看工作队的熟人，于是搭车同往。

路上难免是寂寞的，便漫天找话说。扯了会儿闲篇儿，话题突然扯到小样身上，肖科长问：

“你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匆忙中我一下搞不清他指哪方面，只好笼统地点点头，说：“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