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宋高宗评论说：
“顺昌之胜，所谓置之死地然后生，未为善战也。锜之所长，在于循分守节，危疑之交，能自立不变，此为可取。”2
我们不必因人废言，宋高宗所说是有道理的。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3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4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
保守和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变。
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他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5他“常苦诸军难合”，6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他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7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8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9他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
“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
这不仅表现在他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
“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10
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宋廷的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宋廷的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足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zhan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1《剑南诗稿》卷34《感事》(其二)。
2《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丑。
3《会编》卷217，《琬琰集删存》卷l，《江苏金石志》卷12。《宋朝南渡十将传》卷5《韩世忠传》和《宋史》卷364《韩世忠传》沿用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