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谨慎地回复他们的邮件——我很清楚我使用的电脑在严格的监管之下，并不想被扣上一顶“勾结境外势力”的帽子。

在里面待着的第一百天，我捡起了健身的习惯，这里没什么器材，我就在房间里做一些基础的无氧和有氧运动，工作人员一开始还看个稀奇，等过了七八天后，就懒得管我了。

在里面待着的第一百二十天，我的律师有些焦虑，他说他通过各种途径打探，依旧无法获悉我的开庭时间，他有一个不太好的预感，刚好，我也有。

我的律师团队已经获得了关键性的证据，很有可能为我成功做无罪辩护，但前提是——开庭时间不会一再拖延。

我曾经耳闻过，有位前辈，足足被关进去了两年，关到对方放弃无罪辩护的时候，才进行了庭审和宣判，正好判了两年的刑期，开过庭没几天就放了出来——除了身上背了一个案底，其他的似乎没什么影响。

怎么可能没有影响？那是实打实的两年，那位前辈不像我，我侧重理论研究，有台电脑就能继续做科研，而他的科研偏重实践，两年没去实验室，两年没有论文，出狱后因为案底难以进一流的院所，最后只能远渡重洋去了国外，再之后，国内就没他什么消息了。

国内的学术圈，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当学者爬到最顶端后，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可能今天几千万几个亿将人引进到某院所，过几年，这人就会锒铛入狱，用的基本都是经济上的问题——有问题当然好，没问题也要创造问题。

在里面待着的第一百八十天，赵星见了我一面，以实习律师的名义，为此他还特地考了个律师证。

我问他交了多少钱补课，他回我一句：“你就不信我自学成才么？”

我特意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回他：“的确不信。”

他气得想打我，但我俩隔着两层玻璃，他打不到。

他深呼吸了几次，告诉我他花了二十万，我回了一句:“辛苦你了。”